《查令十字街84号》在华人世界传播的四个推手

    说到《查令十字街84号》在华人世界的传播，早期也是最重要的四个推手就是杨静远、钟芳玲、恺蒂和陈建铭了。对国外著名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总是偶然的、零星的、个别的，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和媒介参与传播，涓涓细流终于变成大江大河，《查令十字街84号》也概莫能外。

 

    一、杨静远

 

    笔者在《〈查令十字街84号〉背后的故事》（《中华读书报》，2016年4月6日）一文中提到，是台湾的著名书人钟芳玲第一次向华人世界介绍了《查令十字街84号》和它的作者，此说并不确切。早在1996年，我国著名翻译家、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杨静远（1923-2015）在《世界文学》1996年第2期发表了《布卢姆斯伯里的公爵夫人》（DuchessofBloomsburyStreet），第一次在国内介绍了海莲·汉夫的生平，以及她的两部作品：《查令十字街84号》（她译为《查林克罗斯街84号》）及其续篇《布卢姆斯伯里的公爵夫人》，并说它们“脍炙人口”。

 

    这篇文章约2.8万字，主要是选译了《布卢姆斯伯里的公爵夫人》的部分章节。海莲一生主要出版了六部作品：《蹩脚混剧圈》（Under⁃footinShowBusiness，1961）、《查令十字街84号》（84，Charing CrossRoad，1970）、《布卢姆斯伯里的公爵夫人》（1973）、《我眼中的苹果》（Ap⁃pleofmyEye，1977）、《Q的遗产》（Q’sLegacy，1985）、《纽约来鸿》（LetterFromNewYork，1992）。《查令十字街84号》是海莲至今唯一一部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其他五部作品，部分见诸中文，篇幅最多的就是《布卢姆斯伯里的公爵夫人》了。

 

    在译文开始之前，杨静远先生简介了海莲的生平：祖籍英国的犹太族女作家，自由撰稿人，以及她的前期创作活动。她将《查令十字街84号》与《布卢姆斯伯里的公爵夫人》放在一起介绍，认为“这是一个风趣盎然、略带哀伤而充满人情味的温馨故事”。她认为：“在一个功利务实的时代，这段古典式的纯真友谊，牵动了千百个读者的心，为她赢得了无数的书迷。”杨先生对《布卢姆斯伯里的公爵夫人》的评价是：“作者在书中以一个热爱祖国也热爱英国与英国文学的美国人的视角，对伦敦风物，她所接触的富有性格特色的人物，作了有趣的描绘，对美、英两国的社会习俗和人们的心态的异同，作了引人发噱的对比。”

 

    从现在来看，杨静远对海莲及其作品的介绍还是不完全的。比如她只介绍《84号》被拍成了电视剧，没提到戏剧上演、拍成电影之事。海莲的其他四部作品也完全没有提及。从传播效果来看，这篇译文的影响有限，发表在《世界文学》这么一本专业杂志上，只是在外国文学的学术小圈内传播，也没有引发国内出版社和译者的翻译出版动机。她所谓的“脍炙人口”也只是限于英语世界罢了。但毕竟，这是国内第一次介绍海莲和她的《84号》。因此，杨静远可称为《84号》在华人世界传播的第一人。

 

    二、钟芳玲

 

    要说《84号》在华人世界的传播及其影响，钟芳玲的贡献实在是功不可没。更关键的是，她也许是海莲生前见过的极少数华人之一。

 

    为什么不能说是唯一的华人呢？因为海莲在美国本土有一个美籍华人编辑。这就是哈珀出版社的著名女编辑杨蕾孟，英文名“GenevieveYoung”（吉纳维芙·杨），是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等人物的编辑，1970年曾编辑出版了极其畅销的《爱情故事》，这本同样薄的小书中显现出的爱情比《84号》要浓烈、凄美多了。在上世纪60年代，正是杨蕾孟启发了海莲的文学写作生涯，出版了她几乎所有的书籍，但是恰恰错过了《84号》，原因在于该出版社老板的不看好，因为《84号》的初稿作为一篇文章刊登太长，作为一本书出版又太短。在海莲的文学性自传《Q的遗产》中，她记述了他们之间的频繁交往。比如，杨蕾孟1945年跟着母亲来到美国之后，虽然在美国出版界工作，职位越升越高，但是一直没有归化美国，正是海莲陪着她办理了移民当面审核手续。

 

    按钟芳玲的说法，《84号》中的书店是她印象最深刻的书店。正是被这本小书中的故事所感染，她1994年秋天第一次拜访了马克斯-科恩书店的旧址查令十字街84号，她译为“查灵歌斯路84号”，比现在通行的翻译更有诗意。它当时已经是一家唱片行，撩拨不起她进去瞧瞧的一点冲动，因为她觉得在书店的旧址上开的就应该还是书店。第二年春天再到伦敦的时候，她再次造访此地，发现这家唱片行也要歇业了，但是还有不少海莲的书留在书架上，以供世界各地的书迷造访之用。没想到的是，老板霍华德·吴向她提议，如果有机会，应该回美国纽约拜访海莲本人。这让她当场瞠目结舌，因为她虽然长居美国，却不曾想过海莲本人居然还活着。

 

    1996年7月的一天，在纽约上城东区一栋大楼的门厅，钟芳玲见到了年已八旬的海莲。两人在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落座之后，海莲说钟芳玲是第一个来访的台湾读者。当她听说钟芳玲因为喜爱她的《84号》，兴起了要将其翻译成中文版的念头并已开始撰写一本描述书店风景的书（即《书店风景》）后，赞许不已。几天后，两人二度碰面，这次钟芳玲就直接来到海莲独居的家中。海莲在她带来的精装本《84号》上题签“ToFang-ling—withinstructionstocomebacktoNewYorksoonorI'llbedeadbeforeshemakesit!（致芳玲，冀望快快再来纽约，否则在她成行前，我将死去！）”。这是一个令人悲痛的自我预言，不到一年海莲就撒手人寰了。钟芳玲只是遗憾没有在她生前赠送她《书店风景》，却也庆幸两人能在她生命的末期相见，了却了自己的念想。

 

    《书店风景》是华文世界第一本近距离描绘西方书店的专书，于海莲去世的1997年在台湾的宏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印行，此时钟芳玲已闻知海莲病得很重了。在书中的《理想与使命的聚合点——伦敦“银月女性书店”》这篇文章中，钟芳玲在头一段就提到了根据《84号》改编的电影，台湾译为《迷阵血影》，说明其取材自“美国女作家荷琳·汉芙（Helene Hanff）的同名书信集”，而与之通信的英国古董书商工作的地点就是位于伦敦的“查灵歌斯路八十四号”。

 

    自从拜访过“84号”的旧址并见到海莲之后，钟芳玲就不断地搜集《84号》的各种版本，下意识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与离开人世的海莲依然有所牵连。在《书店风景》点滴叙述的基础上，她还写下了专文《查灵歌斯路84号》，发表在2001年3月的《自由时报》上，并收入了她的《书天堂》，2004年11月在海峡彼岸的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2005年1月又在大陆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几乎是同步出版。依笔者之见，《查灵歌斯路84号》和《电影中的书店风景》是其中最受大家喜爱的两篇文章了。译林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之所以刚推出就走势不错，应该也是部分地拜《查灵歌斯路84号》一文所赐了。

 

    三、恺蒂

 

    钟芳玲的《查灵歌斯路84号》2001年在台湾发表，2005年1月才因为收在《书天堂》里而为大陆读者所见。而恺蒂的《书缘·情缘》则是发表于《万象》杂志总第3期（1999年3月出版），比钟芳玲更早为大陆读者所知。2002年4月，这篇文章收入恺蒂的同名作品集《书缘·情缘》，作为“万象主题书”出版，文后标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芳星园”。但如果按1997年在台湾出版的《书店风景》来算，钟芳玲对《84号》的传播要早于恺蒂。

 

    在这篇文章中，“84，CharingCrossRoad”被译为“彻灵街84号”，少译了“Cross”（十字）。不像钟芳玲的“荷琳·汉芙”，“HeleneHanff”被译为“海伦娜·汉弗”。“FrankDole”则译为“弗兰克·杜尔”，简称“杜先生”。

 

    文中第一段生动地描写了查令十字街这条“书店街”的场景，接着的第二段就说：

 

    她跨下了一辆黑色的计程车，纤巧单薄的女人，游移的目光掠过那一家家摆着书的橱窗，六十八号，七十二号，七十六号，七十八号，八十二号，寻寻觅觅，像是丢失了件宝物。最终停了下来，但面前的八十四号却是空空如也。灰蒙蒙的玻璃窗里面蛛网遍织的书架东倒西歪，地上散落些废纸，满是尘埃；推门进去，没有想象中的惊喜问候，空空的楼梯通向另一些同样废弃了的房间。孤身女人想张口告诉主人她已到来，她信守了诺言，但空屋中并无人回应，只有一阵冷风袭过，泪水顺着面颊静静地流淌下来。是一段书缘，还是一段情缘，竟让这纽约的独居女人千里迢迢为了伦敦小街这破落关门的书店而如此神伤？手中握着那本薄薄的小书，是为了还彻灵街（CharingCrossRoad）八十四号的哪一种心愿？

 

    这段描写既像是作者看过的同名改编电影的场景，又像是她看过书后的合理想象，将读者带到一个活生生的场景中。其中的“是一段书缘，还是一段情缘”也是点睛之笔、点题之语，从“书缘”引申到“情缘”，是因书缘而结情缘，但这段二十年的书缘，因弗兰克的突然去世而戛然而止，也就自然没有你怎么想象都行的情缘了。

 

    按文中记述来看，作者恺蒂提起了同名电影、海莲的人生经历以及她的作品《布鲁姆斯布里的女公爵》《Q的遗产》，还有《84号》书中的片段。这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这部书信集。“书缘·情缘”虽然很是点题，但不如《查灵歌斯路84号》来得直接，当然在后者，如果不看完文中内容也很难让人想起这是一家书店的旧址。

 

    这篇文章后来在译林版的《查令十字街84号》中作为序言出现。

 

    四、陈建铭

 

    按说，钟芳玲最有资格翻译《查令十字街84号》这本书，而且她翻译此书的想法还得到了作者本人的赞许，可以说是“钦定”了，但是最后翻译这本书的则另有其人。

 

    在文章《查灵歌斯路84号》的最后，钟芳玲说：“至于中文版的翻译，我已打算放弃了。在读过数十回她与弗兰克的原文书信后，我只觉得无法用另一种语言来为他们发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但这种缺憾不久就由同是台湾人的陈建铭来弥补了。

 

    陈建铭长期任职于台湾诚品书店的古书区，跟故事中的弗兰克一样，也是一个二手书店经理了。在店中的某一个下午，他和钟芳玲聊起这本书真该有个中文版，认为钟芳玲“自然是当仁不让，而且以她作为此书的头号死忠书迷，加上她与汉芙本人的私交，我也十分赞成她是担任中译者的不二人选”。

 

    理由如此充分，那为什么钟芳玲不愿翻译呢？陈建铭给出的缘由是：“中文世界之所以多年不见此书问世，一定是所有珍爱此书的人——也像我自己一样——不忍丝毫更动书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那为什么陈建铭又愿意翻译此书呢？因为“苦等不及而掠占了她原先的任务”。另外的理由就和这部改编电影的中文译名有关了。他说：“坊间某些录像带租售店或许仍可寻获年代公司的授权版，要特别留意的是：台译片名居然成了《迷阵血影》，而影片对白字幕亦惨不忍睹，简直到了令人坐立难安的地步。我翻译这本书，多少也想为它赎点儿罪罢。”确实不假，“迷阵血影”这个篇名真的和这部电影的剧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然，陈建铭在序中说道，尽量在翻译的过程中保留原书的滋味，但是也刻意做了极小的更动，为的是更能适应中文环境，甚至能让中文版的读者们动心发愿，去读“货真价实的”海莲原文的伏笔。比如海莲在1953年5月10日信中写道：“P-and-P arrivedlookingasJaneoughttolook，softleather，slimandimpeccable.”

 

    笔者直译为：“《傲慢与偏见》寄到，就像简·奥斯汀本人该有的样子：封皮柔软，书身狭长，完美无瑕。”

 

    而陈建铭译为：“邮包已收到，这本书长得就像简·奥斯汀该有的模样儿：皮细骨瘦、清癯、纯洁无瑕。”

 

    句中的“P-and-P”是指《傲慢与偏见》，陈译为“邮包”加“这本书”，没有提到寄了什么书，实际上是海莲在1952年5月11日的信中要求弗兰克给她找一本《傲慢与偏见》。既然“slim”译为“骨瘦”，就不该有“清癯”。

 

    另外在1961年3月10日的信中，海莲谈到她对编辑杨蕾孟滔滔不绝地谈起她钟爱的书中轶闻，后者不耐烦地对她说：“你还真的中毒不轻唉。”原文则是“Youandyouroldbooks”，为何不直译为“你和你那些的古董书！”或者“你买的书是古董，你也是古董！”？不知海峡两岸的读者在看了中文版又去找英文版看的时候，能否感受到译者的这种深意？当然，译者从事的古董书买卖背景还是保证了这本书译笔的专业性。

 

    2002年1月，《查令十字路84号》作为“蓝小说”丛书中的第65种，由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6月该书推出了第二版。笔者去年买到的是2013年发行的“二版二十三刷”，在台湾应该是风行一时。

 

    大陆的行业媒体也第一时间注意到了这个译本。在《出版参考》2002年第18期（9月23日出版）的《域外书情》栏目中刊登了一条消息：《描写伦敦二手书店的〈查令十字路口〉》。这条不足五百字的消息介绍了该书的台湾出版者及其主要内容，但也讹误不少。比如不知为何将书名误为“查令十字路口”；说海莲的第一封信一个多月后得到回信，其实她1949年10月5日写信，10月25日回信；说两人的情谊“长达20多年”，其实弗兰克的最后一封回信是1968年10月16日寄出；说“书中公布了他们往来的84封信”，数数两人之间的所有通信只有82封信，但是如果加上附在信中的两张明信片，就凑够84封，那就是个巧合了——我们知道，“84”实际上是马克斯-科恩书店的门牌号。

 

    “台版”推出三年后的2005年5月，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大陆发行的简体字版。与台版相比，“译林版”作了一些改变。首先是辅文的变化，“译林版”用了恺蒂的《书缘·情缘》做序，紧接着是陈建铭的《译序：关乎书写，更关乎距离》，这和“台版”一样。“台版”中前面的唐诺序《有这一道街，它比整个世界还要大》在“译林版”中放在“译注”的后面，紧接着是张立宪的《爱情的另一种译法》，谈的是他的观影感受。“台版”中正文之前用于提示的“登场人物”在“译林版”中被删除。从译文来看，主要是人物译名的改变，比如书名，台版是“查令十字路84号”，“译林版”变“路”为“街”了。再比如“台版”的“哈兹里忒”“斯蒂文生”“李·杭特”在“译林版”中改为“哈兹里特”“斯蒂文森”“利·亨特”，还有就是照顾大陆读者阅读习惯的一些改变，在此不做赘述。

 

    该书出版不到1个月就重印一次，发货近2万册，到2007年1月印刷了6次，到2014年11月则是第21次印刷。因此，年销1万册的它不仅是一本中等规模的畅销书，更是一本长销书。虽然报刊上与《84号》有关的文章总是时有刊登，但不如《84号》书籍能够时时翻看，它也就在海峡两岸的爱书人中间传播开来。

 

    结语

 

    除此之外，如果还要再说谁是这本书的推手，就不得不提到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中出演女主角的汤唯了。去年有个著名的微信段子就是“出版社10年才卖10万本，汤唯女神1个月就能卖10万本”。截至目前，去年4月新版的《84号》才一年就大卖80万册，不能不说是电影把《84号》作为主要道具的功劳。不过追溯《84号》最初来到华人世界的过程，我们不能不提到杨静远、钟芳玲、恺蒂、陈建铭这个松散的“传播共同体”的筚路蓝缕之功。

 

    在海莲去世20周年之际，应广大《84号》迷的要求，北京外研书店、“编辑邦”决定在4月9日晚上联合举办一场海莲·汉夫追思会，聊聊与《84号》有关的那些事儿，这将会是对海莲的最好怀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