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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路数有两脉，一为“汉学”，以训诂考证见长，至乾嘉又发展至“朴学”，盛极一时。二为“宋学”，以诠释义理见长，宋儒疑古惑经，破旧立新。西方史学，亦有相似说法。兰克的实证史学突出史料的价值，注意对文本的精细研读，而法国的年鉴学派，则强调整体的研究视角，注重跨区域、多时段的历史，之后的后现代主义史学更进一步，对于长期盛行的进步史观予以深刻批判。由此可见，中西史学虽然发展各异，在研究的基本观念上仍然是殊途同归。
然而作为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分支，长期以来，思想史研究多以“宋学”为上。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或以精英人物为研究对象，或以经典文献作考察范围，过于注重观念，而缺少对历史语境的考察。葛兆光对此曾有过批评，他认为思想史不只是思想家的历史或经典文献的梳理分析，还应从历史的语境出发，寻找普通人的观念。“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台湾学者王汎森亦指出，思想史研究应重视地方性材料，眼光向下，尤其是“中层”的思想文化，可以展现更为丰富的历史面相。（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第14卷第4期，2003年，第179-180页）
散落在地方的史料分散零碎，如何集中有效地提取与研究有关的资料，并以通贯的研究思路进行整合，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难题。2016年底出版的《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一书，或许能为这一难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参考。
地方性的史料有多种，包括地方士人的日记和书信，以及宣传手册、通俗读物、民间歌谚等，这些史料由于稀见、零散，以往研究常被忽略，这难免使研究有所缺漏。在《种瓜得豆》一书中，作者则将这些所谓的“边角料”进行了有机整合。如第二章写“淫书”的社会史，作者将清人所谓“淫辞小说”作为史料来源。他统计了清末（1901-1911）出版的生殖医学书籍，共有五十种，如《婚姻进化论》《妊娠论》《传种改良问答》《男女婚姻卫生学》《男女之秘密》《生殖谭》等，这些书籍在当时的图书市场堪为畅销书籍，而因其所谓“诲淫”不登大雅之堂，藏书机构不愿收录，加上时代动荡，使得这些书籍留存至今的成为少数，作者多方搜求，也只见十几种左右，可见为稀见史料。稀见史料作为史料来源，若用之得当，则可补前人缺漏。作者不局限于此。他从这些书籍入手，进一步挖掘，由书籍本身旁及周边，如作者、译者、版本等。他发现，这些书的译者或作者，如丁福保、王立才、杨翥、“忧亚子”（唐海平）等，都曾留学日本或学习过日语，考其生平，则牵出书籍出版中的“日本因素”。如丁福保在东文学堂受盛宣怀资助赴日留学，“忧亚子”受徐兆玮影响读日文等，这些信息为读者了解日本在清末民初的影响提供了线索。
傅斯年曾言“史学即为史料学”，史料的选取、编排、综合，是一门技艺，也考验着史家解读史料的能力，而整理史料、挖掘史料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这点而言，史学的技艺又不仅是史料的解读，也包括方法论上的探索。《种瓜得豆》的作者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由此使得全书各章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一个“中层”的研究。
以第一章《清季启蒙人士改造大众阅读文化的论述与实践》为例，作者在这一章中着重讨论了清季新小说与改良戏曲。在作者看来，“作为清末语境里非常流行的文化符号，新小说与改良戏曲同样是众声喧哗、多元杂陈的论述空间与开放地带，而非仅具有启蒙意义”（第63页）。这一结论打破了往前研究对清季启蒙文化输出的神话，为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看待清季启蒙文化的多元视角。得出这一结论的前提在于作者对“问题”的把握，“阅读从不是在真空状态下进行，其过程和效果同文化习性、物质条件、传播状况等因素息息相关”（第14页）。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一种压倒性的启蒙叙事并非历史发展的主轴，在实际的历史语境中，历史的面相往往是复杂多样的。官方认定的“淫辞小说”，在民间则畅销流行。启蒙人士倡导的新小说，其读者毕竟还是有经济基础的读书人，大众是否由此被启蒙，也有待商榷。如林纾所译小说，读者阅后对其称赞，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小说本身的叙事感人，如文明戏剧，多以新奇的西洋景吸引人，而非启蒙人士所期盼的启蒙关怀与爱国说教。“只有非常趋新和知新的像孙宝瑄、黄远生、徐兆玮那样的极少部分士人，才会更在意其所传达的启蒙理念与现代性关怀。”（第55页）
“接受政治”是作者提出的一个创造性转化的概念。作者将阅读史研究中的读者反应看作一种知识传播的反馈，其中所出现的误读、偏差乃至知识领域的竞争，可以看作是“接受政治”的一部分。笔者理解这里的“政治”应为广义上的“政治”概念，或者说具有“政治文化”的色彩。此类著作的出现与西方史学中的新文化史密不可分。新文化史的研究注重对文化的分析，通过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调查去研究话语、仪式、再现中权力运作的机制、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以及所达到的成效，从而揭示出权力是如何通过控制知识的生产来展开博弈的。阅读文化史是在新文化史影响下所诞生的新史学，如罗伯特·达恩顿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王汎森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潘光哲的《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等著作，都在此领域提供了范本。
第三章《“黑格尔”的接受史》、第四章《“古腾堡”的接受史》、第五章《世界语的接受史》中，作者将视角关注到近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思想资源的译介、使用及再生产。通过研究发现，黑格尔哲学在近代中国中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不乏知识分子的功利主义和误解式的译介、阅读、批评和使用，如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作者在还原历史本真的同时，又给予这些知识分子以“同情之了解”，指出“严复们之所以能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定程度上或不在于他们很忠实与学术地引介了东西方新学，而在于他们结合中国现实，从实用角度对这些新学进行了重新阅读、诠释和使用，由此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第180页）
古腾堡的接受史，则更体现了近人拿西学为我所用的观念。关于古腾堡的相关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所写《古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主义，1876～1937》（张志强、潘文年、鄯毅、郝彬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作者在肯定芮书对于上海出版文化史贡献的同时，也批评其忽略古腾堡在清末民初已经被中国人认知与接受的情况以及传教士和日本因素对中国认知古腾堡的影响。（第185页）通过研究，作者提炼出三种关于古腾堡的历史书写模式：第一种就事论事，就古腾堡印刷术本身而言；第二种比较古腾堡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第三种将古腾堡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进行联系，并将其追溯到中国源头。第二、三种模式因其暗示与建构了中国印刷术与古腾堡印刷术的关系，更切合现实的需要，从而逐渐合流，影响所及，成为最为人们熟知与接受的关于印刷史的书写方式。（第187页）尤其是第三种模式，会否造成对于古腾堡神话的打造和复制，作者对此予以怀疑。他认为，这种单向的历史叙事，是一种后设叙述（meta-narra⁃tive）与被发明的创造，早期的古腾堡印刷术存在很多缺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木板印刷术与古腾堡印刷术并行通用。（第246页）这种观点尊重了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为读者客观地理解古腾堡印刷术的作用提供了帮助。
《世界语的接受史》一章，则考察了以刘师培为中心的清末知识分子对世界语的接受与反应。作者通过刘师培对世界语的相关论述，揭示其世界语认知背后的语言关怀与世界主义想象。世界语是一种人为创造的具有超越民族、国家性质的语言，在1887年由波兰的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发明，后在清末传入中国，译作“万国新语”或“世界语”。世界语因其语法简单，易学易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性质，使其具有语言的中立性和去意识形态色彩，受到世界主义者的欢迎。有关世界语的研究甚多，不过主要侧重知识生产的作用，在思想史研究中多在五四话语情景下讨论世界语与世界主义，而对世界语在清末中国的接受情况及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世界语的关系，则关注较少。作者通过细密的考证，考察了世界语在清末中国的发展过程及知识界对其的接受程度。世界语作为舶来品，更多地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工具，而非在地的理论实践。作者认为，清末知识分子，如刘师培，以激进求变革，将世界语看作中国融入世界的捷径，过于强调世界语的工具作用和实用价值，忽略了语言背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第283页）清末以及之后的五四，都视世界语为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世界语逐渐成为了左翼倡导“世界革命”的武器，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而作为语言本身的应用性则被忽略了。
如果说前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来自欧美和日本的新知识如何在近代中国落地及被时人转化吸收的问题，那么第六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在地化》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接受近代中国新知识的空间化和在地化问题。（第288页）地方性材料可以补阙宏大叙事下所未能反映的历史事实，如地方读书人的思想动态、阅读风尚等。作者选取湖南的知识分子舒新城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活动考察，试图以他为突破口，观察五四运动是如何从上海、北京这样的中心蔓延到地方的，以及该运动给类似舒新城这样的地方青年知识分子带来的影响与机遇。（第315页）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鼓荡，绝非一两个大城市所能涵盖的，地方知识分子在各自的文化势力范围内接受和传播着这些思想，其中所展现的复杂的阅读、吸收与地方化、生活化的过程，体现了思想史“在地化”下的多种面相，为历史书写提供更为丰富的参考依据。
综观全书，六章内容虽然分散，却始终围绕着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展开，尽管部分内容，如第五章谈及刘师培与章太炎失和一事，与主题有些游离，不过从整体而言，《种瓜得豆》堪为阅读文化史领域的一部佳作。台湾学者潘光哲在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座时谈历史研究方法，他认为历史研究当讲“宋学”，行“汉学”，将考证与义理相互补充结合，在材料上下功夫，从材料中找问题，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这样才能写出有创造性的史学作品。《种瓜得豆》基于这种研究眼光，进入历史，“发现”历史。
种的是“瓜”，结的是“豆”，看似不合逻辑的事实恰恰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复杂性，而这或许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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