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寻向历史深处的图像

    2013年下半年。作为浙江工商大学的访学学者，我正在英国作高访，也顺便为手头的《中国图像文化史-皮影卷》查找补充资料。有天晚上从图书馆回到住处，一打开电脑信箱就收到丛书主编韩丛耀先生的邮件，其中附了饶宗颐先生的《总序》。序言对丛书作了肯定：“这（套丛书）是中国学者首次全面、大规模地梳理中华民族文化史中的各种图像，通过对‘中华图像’视觉印象的认知，穿透性地理解各个时代的复杂文化领域。这部丛书可谓是第一部具有全新理念与系统脉络并自成体系的中华民族的视觉文明通史。”顿觉精神一振。饶公真是一语中的，这套丛书的目的就是想从历史深处唤醒中国传统图像，它肯定了图像的主体地位，并试图将图像与广泛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

    自米歇尔指出“图像转向”，视觉获得了前未有的宽泛定义，图像的疆域也显得空前广阔。对图像的关注也突破了艺术史科的观照，助于其他学科的语言来进行建构与分析，手法与方式多样。而我们困惑的，是如何整饬图像学的研究语言，如何书写本土的传统图像文化史。感谢丛书主编韩丛耀先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于传播学的图像理论框架，框架揭示传播的机制与途径，使得图像研究获得了时间与空间维度的合理展延。

    丛书计划一百多卷，工程可谓浩大。先期申报的五十种列入了国家“十二五”重点规划学术出版。从理论的研读到材料准备到动手写作再到制作出版，其间又历多年。尤其像我——这套丛书第一批立项的唯一一种民间艺术图像的研究者来说，《皮影》卷的写作还是极具挑战性的。先是要从惯常的深描式书写转换为场域结构的分析写作，同时还需要对这一书写范式进行修正。因为皮影图像的产生机制来自于社会的底层，长期被精英艺术写书者忽略，造成了图像资料的缺失。这种模糊使得对图像发展轨迹的描述很难把握。同时，西方既有的图像分析理论适用到中国民间传统图像时似乎显得捉襟见肘。比如说，皮影图像的性质是再现还是表现意义上的，这个问题就充满了悬念。因为图像生产目的已经被文本支配，文本指向于再现，但是图像却突破了再现的局限，执拗地凸显着表现的欲望。这种欲望通过观众的认同而被大大地激活了，并且被共同塑造成类型化表现的原则。不止于此，其他西方常用的图像分析方法也在本卷特殊的上下文之中显得突兀。因此，笔者一方面必须对这些理论进行修正以便更为妥切地契合于中国民间图像的语境之中，另一方面要注意分析能为艺术研究提供当下的视角。

    好在之前写过《中国皮影》的小册子，也参与了教育部图书馆工程皮影馆的建设，算是稍有积累。到英国之后也找到了一些资料作为补充，但整个写作工作还是持续了近三年。书稿交出版社之后，制作又近一年，直到2016年下半年第一批书稿才陆续面市。

    写作的过程是崭新的回望过程。为了使陈述不至于呈现出过份“碎片化”的倾向，同时也考虑到由于图像类型实际上的雷同而引起的陈述重复，《皮影》卷分成上下两个部分：在上一部分中，遵循场域的框架论述原则将对象进行了纵向的切割与归纳性的陈述，对皮影的生产、构成以及传播场域作了详实的介绍；而在下一部分中，则是通过专题性的讨论，扩展与深化上一部分的内容，上半部的框架自然成为下一部分的隐性主轴。

    写作中，一方面笔者试图将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对接，比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的平移与类型的回应原则应用于皮影图像的产生；雷德侯的“模件化生产”也启发了皮影图像系统的生成；对窗屏的解释也吸纳了边框与视觉权力等理论。而另一方面，笔者通过结构化的分析解析了民间图像的创造手法。比如在丑角中区分出“喜丑”与“怒丑”两种，“喜丑”的本质接近于善，而“怒丑”的本质则为恶。在两者间大量的过渡型人物则体现了皮影图像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又如，通过图像不同展演方式区分出游戏性传播、娱乐性传播以及仪式性传播的差异。等等。

    这样尝试性的写作对于传统民艺的研究来说是新鲜的，而笔者的希望也是想借此书启发考察皮影乃至其他民间文化图像的新方法。这方法，能够使当下与历史产生呼应，方便当代的读者进行传统文化的回顾，倾听传统图像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