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与唐诗

    施蛰存先生称自己的写作、研究是开了四扇窗：东窗文学创作，南窗古典文学研究，西窗外国文学翻译，北窗金石碑帖研究。

    在这四扇窗中，施蛰存的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成绩不俗。这其中，在古典文学方面，《唐诗百话》是他对唐诗学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这本书为唐诗在当代的推广和鉴赏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实用文本，出版以后，反响很好，2015年12月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首届向全国推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

    说起来也有点偶然，施蛰存原来并不专门研究唐诗，他只是一个爱好者，平时喜欢读唐诗，有所发现有所感受时，也随时作一些札记。

    1977年，正是“文革”结束不久，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向施蛰存组稿，希望他能写一本古典文学方面的书。施蛰存经过考虑，向出版社提出写一本关于唐诗欣赏方面的书，用串讲的方法选讲几十首唐诗，使它们能够代表整个唐代三百年的诗风，书名就叫《唐诗串讲》。这是施蛰存研究唐诗的缘起。

    方案定下以后，施蛰存就开始写作。可是几个月下来，施蛰存遇到了困难。他发现，这本书并不好写。在讲解一首诗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许多与此诗相关的问题，例如诗中典故的意义，例如诗所反映的时代、政治背景，例如诗中涉及的社会风俗，例如某一种诗体的渊源流脉，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才能让读者读得懂，看得明白。施蛰存认识到，写这本书与自己平时的阅读不同。平时阅读，是以自己的水平为基础，凭自己的直觉去理解就行了。现在要写这本书，许多问题都要重新作专门的研究，而且要达到深而透的程度。而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还必须首先作一些基本的校勘、考证工作，还要熟悉唐诗印行、研究的历史和各家的观点。这样，写书的实践就倒逼着施蛰存重新对唐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读和探究。

    施蛰存一边写作，一边研究，一边总结，在书稿写作的过程中，他又适时调整了方法，将串讲改成漫谈，书名也相应地改成《唐诗百话》。历时八年，施蛰存终于拿下了这部书稿。

    《唐诗百话》1987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在当时就产生了影响。以后，1996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之作为《施蛰存文集：古典文学编》第一卷再版，2001年12月修订重印；2011年2月，又将其作为《施蛰存全集》第六卷校订出版。这三种版本，初版本因出版年代较早，收在“文集”“全集”中的受众面又比较少，都已难以满足读者的需要。2014年，施蛰存哲嗣施达先生又授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上、中、下三册的“最新修订版”。这个版本，是目前比较通行的一个可用的版本。

    施蛰存自己说：“这本书的问题是写得不上不下。”其实这不是此书的“问题”，而恰恰是此书的特点和优长。不上，正好说明这本书既有研究的深度，又不深奥难啃，而是通俗明白，适合普及。不下，也正好说明这本书不是人云亦云，东抄西摘的大路货，而是有施蛰存自己精深的研究在其中。这是一本雅俗共赏的书，既可供学术研究者参考，更能让当代广大唐诗爱好者亲近。美国耶鲁大学将此书作为该校中国文化学习课程的指定教材，应是十分恰当的。

    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一部独特的唐代诗史、唐诗通论。在历代唐诗学研究的基础上，施蛰存也选择了将全部唐诗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来展开品评的思路，但他另有自己的心得见解。他认为，这四个时期，不是对唐诗发展史的分期，而是对唐代历史发展的分期。唐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自然又会影响到唐诗的发展。对于唐诗的成就而言，他认为中唐并不逊色于盛唐，甚至要高于盛唐。他说：“盛唐是唐代国家形势的全盛时期，而唐诗的全盛时期却应当排在中唐。”

    在本书的写法上，施蛰存也是匠心独运。他采用了以人带诗，以诗带识（知识）、以诗带史的方法，这是别具一格的。“百话”中的“话”，大部分都是以诗人为纲，带出其具有代表性、特殊性的作品来，在介绍诗人、品评作品的基础上，再根据需要，抓住契机，随机性地介绍唐诗乃至中国诗史的相关知识，介绍唐代的职官、典章制度、社会历史等方面的背景内容，让知识的介绍与诗歌的鉴赏相辅相成，融会贯通。

    初唐时期，施蛰存列出王绩、王勃至陈子昂、王梵志等八家；盛唐时期，列出王维、孟浩然至李白、杜甫等十家；中唐时期，列出张志和、李冶至姚合、寒山子等二十五家（中间自然包含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李贺等）；晚唐时期，列出李商隐、温庭筠至韩偓、韦庄等十七家（中间自然包含杜牧）；一共六十家，唐代的重要诗人和许多重要作品都包含在其中，同时还以施蛰存自己的眼光发掘了若干有特色的诗人及作品。在每一时期的品评结束以后，施蛰存还专门再写一篇“馀话”，对一些需要说明的问题进行补充交代、归纳总结。这样，纲举目张，脉络清晰，重点突出，清楚明白，形成一部独特的唐代诗史、唐诗通论。

    在诗作的选用方面，施蛰存也有自己的考虑，尽量避开一些“熟面孔”，另选一些新作品，以取别开生面之效。如白居易，就避开了《新丰折臂翁》《上阳白发人》《涧底松》《卖炭翁》《红线毯》等，新选了《两朱阁》；避开了《长恨歌》《琵琶行》，新选了《霓裳羽衣歌》。杜甫的“三吏”则避开了选入教材的《石壕吏》，另选《新安吏》。再如韦庄的《秦妇吟》，“这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篇幅最长的叙事诗”，在我国“失传了一千年”。“近几十年，《秦妇吟》从敦煌石室中被发现以来，还从来没有人选读，今天要找一个印本也不容易了。”“为了免得它再度失传”，施蛰存将《秦妇吟》全文录入，进行了详尽的讲解。从这些方面来看，《唐诗百话》也是一本有自己面貌的唐诗新选本。

    《唐诗百话》不仅具有诗史的价值，同时还是一部唐诗知识的实用辞典、百科全书。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诗歌大繁荣的时代，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诗人和优秀的作品，形成了诗歌创作争奇斗艳的美学高峰。在唐代，古体诗、乐府诗得到了新的发展，近体诗产生并成熟定型，长短句（词）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还有许多关于诗歌的实验也在不同的诗歌群体中或诗人的实践中进行；诗句的字数，也从《诗经》的四字句为主，经汉魏六朝的五字句为主，再到唐代的七字句流行。所有这些关于诗歌的形式特征、美学特征、产生原因、发展脉络、风格流变、成败得失等问题，都需要予以考察和论证，阐释和评断，而要完成这项工作，没有广博的知识和精深的学力是不能胜任的。然而，施蛰存在这方面却做得很好。

    例如关于绝句这一特定的诗歌形式，施蛰存书中专门有一篇《唐诗绝句杂说》，从“什么叫绝句”说起，比较了“古绝句与近体绝句”的异同，介绍了绝句这一诗歌形式的变化和发展，说明在唐代，绝句是“律诗”的一种，而所谓“格律诗”，已经是现代人弄混淆了的一个概念。唐代的时候，称古体诗为“格诗”，近体诗为“律诗”，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律诗、绝句、排律等概念，只是在宋元以后才被人区分开来。对于绝句写作的结构问题，施蛰存还精心选择了三种不同的诗例，用实证进行了讲解分析，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很有深度，内容也很丰富，令人大开眼界。

    再如除了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长短句以外，还有一种六言诗。这类诗歌，虽然作品较为少见，是诗歌创作中的一脉支流，但毕竟存在。施蛰存在书中撰有“六言诗”一讲，从其起源于楚歌开始，经汉魏直到唐代，通过一些作品实例，说清了它的来历与流变，它在诗歌发展特别是长短句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

    这样有深度的知识点，在《唐诗百话》中可以说是时常可见。例如唐人之间为什么以家族的排行相称，唐人诗中为什么盛行用典，唐人对前人诗句的点化，唐代游仙诗的起源和作用；讲杜甫的律诗顺势把律诗中对偶的各种形式介绍清楚了，讲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专门将唐代关于冰壶的典故和来历作了细致的考辨，讲韩翃的《寒食》则普及了寒食节的知识。关于解读唐诗的种种问题，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常常能在书中找到明确详实的答案。

    施蛰存写《唐诗百话》，积累和掌握了丰富的资料，深入细致地进行比较、鉴别、考证、分析，达到了通与透的境界。从唐代开始，多少年来，唐诗研究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问，资源材料林林总总，各种说法让人眼花缭乱。面对前人的大量成果，施蛰存常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并不拘泥于前人的结论，对前人的一些说法，他认为不对的，都能态度鲜明地指出来，进行讨论和匡正。有些古人没能解决的疑难问题，施蛰存也能借助自己的学力、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新的见解。

    例如秦韬玉的《贫女》，施蛰存就直率地说：“这首诗的总的意义，虽然人人都能了解，其中间二联却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完全理解。”接着，他列举了前人的有关讲解，指出：“我认为，这两联四句，他们都讲错了。也许历代以来读此诗者，也都是这样讲法。那么，这首诗一向没有人完全理解，也说不定。”态度相当明确。

    再如韩愈《山石》诗中前有“天明独去无道路”之句，到后面又出现了“嗟哉吾党二三子”的说法，施蛰存指出：“‘吾党二三子’和上文的‘天明独自去’似乎有些矛盾。他这次游山，恐怕是和两三个朋友结伴同行的，要不然，为什么说‘嗟哉吾党二三子呢’？但如果有两三个人同行，又为什么说‘天明独去’呢？看来这个‘独’字，不可死讲，不能讲作‘独我一人’，而应讲作‘只有我们几个人’。《项羽本纪》叙述沛公兵败成皋时，‘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又在鸿门宴上‘脱身独去’，其实当时还有从人。这里的‘独’字也是同样用法。”这样的解读，是何等精细，何等深妙。

    还有，关于李颀诗《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的诗题，这个诗题复杂拗口，特别是“语弄”二字，难倒了许多人，导致“这个诗题至今没有被弄明白”。施蛰存经过细致考辨，令人信服地说清了这个诗题，“为唐诗学者解决（了）一个问题。”

    当然，对有些诗作或字句，施蛰存在解说中也有少许地方坐得过实或解得不够妥当，这些，就需要读者和专门的研究者通过讨论和争鸣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