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让我沾了光

    韦君宜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家，也是一位以描写知识分子苦难历程著称的女作家。

    韦君宜这个名字，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感到格外亲切。

    建国初，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在校团委会做了两年宣传、组织工作。那时，韦君宜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是我爱不释手的必读刊物。1952年初冬时节，我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做秘书工作，同时担任作协共青团支部书记、党总支青年委员。第二年，韦君宜也调来作协，主编《文艺学习》。长期从事青年工作的韦君宜，特别喜欢与年轻人交流、沟通。也许正是这个缘故，把我和她联结在一起。在她主编的《文艺学习》上，先后发表了我写的一些评论、特写和短篇新作介绍后，她和黄秋耘都热情地鼓励我：你年轻，文笔不错，有潜力，业余时间多练练笔。她还希望我：最好能练就多副笔墨。

    在反右斗争中，韦君宜犯了所谓严重的右倾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58年初下放到河北怀来。我也因被批判为严重右倾下放到涿鹿。后来涿鹿并入怀来，我们见面叙谈的机会又多了起来。正是由于她了解我在反胡风斗争中受过批判、处分，这次又在反右中挨批判，对我似有一种特别的关切和同情，见了面，总会询问我的劳动、工作、健康情况。我对她这么一位正直的老干部，只是因为对在反胡风、批丁、陈中挨整的干部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受到处分，内心也不免隐隐地为之鸣不平。可谓同病相怜。

    下放怀来期间，她曾与人合编了反映农村新面貌的散文特写集《故乡和亲人》。尽管这本书不可避免地刻有时代的烙印，但她确是满腔热情、心甘情愿地编选的。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怀来县文化部门有的干部想借文联、作协干部1958年去过怀来一趟，来给自己增光，往脸上贴金时，再三劝说无效，她就毅然决然婉拒了。你看，她就是这么一个是非分明、干净利落的人，不讲人情世故，不讨好表功，决不违心做那种虚夸、涂脂抹粉的事情。这是多么美好可爱的品格啊！

    韦君宜对青年作者的关爱、扶持，是满怀热情、一以贯之的。

    我永远忘不了1956年在她主编的《文艺学习》上展开关于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那种与人为善、各抒已见的自由论辩风气，至今还让人心驰神往。80年代初，在她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任内，对青年作家张洁、莫应丰、竹林等的倾情扶持、帮助，充分显示了她作为一个文学编辑家的眼光与胆识。1982年9月，中国作协在西安召开了西北、华北青年作家座谈会。韦君宜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饱含深情地对到会的汪浙成、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凌力、铁凝等30多位青年作家说：“作者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从极端困难的境地里，发现、寻找生活中美好的积极的东西。写社会主义新人，要从生活出发，决不能瞎编，不能捏造，不能再来‘高、大、全’。在深厚的生活积累基础上，具有比较敏锐的眼光，就可以从生活的真实中挖掘到美和善。”她这一席话，给予青年作家有益的启迪。

    认清形势，顾全大局，把文学事业、文学工作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清时代赋予作家的职责和使命，这也是韦君宜经常思考、努力把握的重中之重。1986年初，在中国作协主席团的一次学习讨论会上，韦君宜十分恳切地谈到：我们一定要和中央领导同志同舟共济。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如果哪一界，无论是新闻出版界、文学艺术界还是学术界、经济界，把船蹬翻了，那大家都掉进水里。她说，我们应当懂得改革的困难、形势的复杂，协助党中央帮助群众认识现实，看到光明。与会的主席团成员无不赞赏她的观点，深深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给中央帮倒忙！”

    在这次作协主席团会前不久，有一天上午，韦君宜特意赶来作协，向冯牧、唐达成和我谈起她写了一篇评论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文章，对这篇作品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她希望作协党组联系当前的社会思潮全面考虑一下，当下《文艺报》发这样的文章好不好，发表了会引起什么反映。她还建议，可不可请张贤亮自己写篇文章来谈谈作品的成败得失，这样做是不是更稳妥些。她视野开阔，思维缜密，每当做一件比较重要或敏感的事时，总要与大局联系起来，权衡利弊得失，力求有利于文学繁荣、队伍团结。我们深切感到，作协领导班子有这样一位贴心知己的好参谋，是多么幸运啊！

    80年代，韦君宜担任中国作协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她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做了不少甚得人心的实事好事，比如她倡议、支持的全国优秀文学编辑评选，至今依然为文学界朋友津津乐道。1986年4月，她主持全国部分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在会议室突发脑溢血，造成右半身偏瘫。可她即使在病中，也没忘了作协的朋友和作协的工作。新年前夜，韦君宜给作协寄来一张贺卡：“今年我病倒了，不能去团拜，用我已残疾的右手，端楷写个贺年卡，以示彙报，并表示贺年之意。祝作协各位领导春釐！”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情厚谊。

    自韦君宜患病、退休之后，在80年代初，我和唐达成、谢永旺曾多次到她家里探望或向她拜年。每当我们听她说起，带着病躯之身，一面坚持锻炼，一面坚持写作，不禁感动不已。她右手神经坏死，用左手写出长篇小说《露沙的路》。特别是那本勇于反思、发人深省的《思痛录》，发表出版后可真是风靡一时，赢得广大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热烈称赞。

    这里，我得提到《思痛录》中的一个故事。书里收入的《我曾相信“反胡风运动”》一文，早在90年代初就在秦川主编的《精品》杂志上刊出了。在这篇文章里，韦君宜写了这么一段：

    “除了冯大海外，还挖出了一个严望，这人只是作协一个打打电话，管管事务的秘书。又挖出一个束沛德，这个人年轻老实，是各级领导从周扬到张僖都信任的人，一直让他在主席团和党组开会时当记录。

    忽然，据说主席团开会的秘密被走漏了，于是一下子闹得风声鹤唳，每个人都成了被怀疑者。最后查出来原来是他！这样‘密探束沛德’的帽子就扣上了，记录当然就不能再当.....”

    我在反胡风运动中的遭遇，第一次由韦君宜在文章里、书籍里公诸于众，立即引起原来不了解情况的文学界朋友的关注，连王蒙、张洁等也都感到惊诧。“原来束沛德还是个老运动员哩”“本以为他一帆风顺，没想到他早就挨过整。”诸如此类的议论，不断传到我的耳边。网络上一点击韦君宜、束沛德的名字，都会读到上述这段文字，一时之间，我这个在文坛跑龙套的角色，竟成了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写了《我当秘书的遭遇》一文，记叙了“又挖出一个束沛德”的来龙去脉。

    韦君宜用我作为一例来反思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我却因《思痛录》的问世不知不觉地沾了光，出了“名”。这是我和韦君宜交往四十多年结下的一个特殊的、难解难分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