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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3月08日 星期三

    《思痛录》让我沾了光

    ——怀念韦君宜

    束沛德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3月08日   03 版)

        韦君宜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家,也是一位以描写知识分子苦难历程著称的女作家。

        韦君宜这个名字,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感到格外亲切。

        建国初,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在校团委会做了两年宣传、组织工作。那时,韦君宜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是我爱不释手的必读刊物。1952年初冬时节,我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做秘书工作,同时担任作协共青团支部书记、党总支青年委员。第二年,韦君宜也调来作协,主编《文艺学习》。长期从事青年工作的韦君宜,特别喜欢与年轻人交流、沟通。也许正是这个缘故,把我和她联结在一起。在她主编的《文艺学习》上,先后发表了我写的一些评论、特写和短篇新作介绍后,她和黄秋耘都热情地鼓励我:你年轻,文笔不错,有潜力,业余时间多练练笔。她还希望我:最好能练就多副笔墨。

        在反右斗争中,韦君宜犯了所谓严重的右倾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58年初下放到河北怀来。我也因被批判为严重右倾下放到涿鹿。后来涿鹿并入怀来,我们见面叙谈的机会又多了起来。正是由于她了解我在反胡风斗争中受过批判、处分,这次又在反右中挨批判,对我似有一种特别的关切和同情,见了面,总会询问我的劳动、工作、健康情况。我对她这么一位正直的老干部,只是因为对在反胡风、批丁、陈中挨整的干部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受到处分,内心也不免隐隐地为之鸣不平。可谓同病相怜。

        下放怀来期间,她曾与人合编了反映农村新面貌的散文特写集《故乡和亲人》。尽管这本书不可避免地刻有时代的烙印,但她确是满腔热情、心甘情愿地编选的。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怀来县文化部门有的干部想借文联、作协干部1958年去过怀来一趟,来给自己增光,往脸上贴金时,再三劝说无效,她就毅然决然婉拒了。你看,她就是这么一个是非分明、干净利落的人,不讲人情世故,不讨好表功,决不违心做那种虚夸、涂脂抹粉的事情。这是多么美好可爱的品格啊!

        韦君宜对青年作者的关爱、扶持,是满怀热情、一以贯之的。

        我永远忘不了1956年在她主编的《文艺学习》上展开关于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那种与人为善、各抒已见的自由论辩风气,至今还让人心驰神往。80年代初,在她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任内,对青年作家张洁、莫应丰、竹林等的倾情扶持、帮助,充分显示了她作为一个文学编辑家的眼光与胆识。1982年9月,中国作协在西安召开了西北、华北青年作家座谈会。韦君宜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饱含深情地对到会的汪浙成、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凌力、铁凝等30多位青年作家说:“作者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从极端困难的境地里,发现、寻找生活中美好的积极的东西。写社会主义新人,要从生活出发,决不能瞎编,不能捏造,不能再来‘高、大、全’。在深厚的生活积累基础上,具有比较敏锐的眼光,就可以从生活的真实中挖掘到美和善。”她这一席话,给予青年作家有益的启迪。

        认清形势,顾全大局,把文学事业、文学工作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清时代赋予作家的职责和使命,这也是韦君宜经常思考、努力把握的重中之重。1986年初,在中国作协主席团的一次学习讨论会上,韦君宜十分恳切地谈到:我们一定要和中央领导同志同舟共济。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如果哪一界,无论是新闻出版界、文学艺术界还是学术界、经济界,把船蹬翻了,那大家都掉进水里。她说,我们应当懂得改革的困难、形势的复杂,协助党中央帮助群众认识现实,看到光明。与会的主席团成员无不赞赏她的观点,深深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给中央帮倒忙!”

        在这次作协主席团会前不久,有一天上午,韦君宜特意赶来作协,向冯牧、唐达成和我谈起她写了一篇评论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文章,对这篇作品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她希望作协党组联系当前的社会思潮全面考虑一下,当下《文艺报》发这样的文章好不好,发表了会引起什么反映。她还建议,可不可请张贤亮自己写篇文章来谈谈作品的成败得失,这样做是不是更稳妥些。她视野开阔,思维缜密,每当做一件比较重要或敏感的事时,总要与大局联系起来,权衡利弊得失,力求有利于文学繁荣、队伍团结。我们深切感到,作协领导班子有这样一位贴心知己的好参谋,是多么幸运啊!

        80年代,韦君宜担任中国作协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她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做了不少甚得人心的实事好事,比如她倡议、支持的全国优秀文学编辑评选,至今依然为文学界朋友津津乐道。1986年4月,她主持全国部分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在会议室突发脑溢血,造成右半身偏瘫。可她即使在病中,也没忘了作协的朋友和作协的工作。新年前夜,韦君宜给作协寄来一张贺卡:“今年我病倒了,不能去团拜,用我已残疾的右手,端楷写个贺年卡,以示彙报,并表示贺年之意。祝作协各位领导春釐!”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情厚谊。

        自韦君宜患病、退休之后,在80年代初,我和唐达成、谢永旺曾多次到她家里探望或向她拜年。每当我们听她说起,带着病躯之身,一面坚持锻炼,一面坚持写作,不禁感动不已。她右手神经坏死,用左手写出长篇小说《露沙的路》。特别是那本勇于反思、发人深省的《思痛录》,发表出版后可真是风靡一时,赢得广大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热烈称赞。

        这里,我得提到《思痛录》中的一个故事。书里收入的《我曾相信“反胡风运动”》一文,早在90年代初就在秦川主编的《精品》杂志上刊出了。在这篇文章里,韦君宜写了这么一段:

        “除了冯大海外,还挖出了一个严望,这人只是作协一个打打电话,管管事务的秘书。又挖出一个束沛德,这个人年轻老实,是各级领导从周扬到张僖都信任的人,一直让他在主席团和党组开会时当记录。

        忽然,据说主席团开会的秘密被走漏了,于是一下子闹得风声鹤唳,每个人都成了被怀疑者。最后查出来原来是他!这样‘密探束沛德’的帽子就扣上了,记录当然就不能再当.....”

        我在反胡风运动中的遭遇,第一次由韦君宜在文章里、书籍里公诸于众,立即引起原来不了解情况的文学界朋友的关注,连王蒙、张洁等也都感到惊诧。“原来束沛德还是个老运动员哩”“本以为他一帆风顺,没想到他早就挨过整。”诸如此类的议论,不断传到我的耳边。网络上一点击韦君宜、束沛德的名字,都会读到上述这段文字,一时之间,我这个在文坛跑龙套的角色,竟成了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写了《我当秘书的遭遇》一文,记叙了“又挖出一个束沛德”的来龙去脉。

        韦君宜用我作为一例来反思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我却因《思痛录》的问世不知不觉地沾了光,出了“名”。这是我和韦君宜交往四十多年结下的一个特殊的、难解难分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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