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缘再听师高论——追思刘锡庆老师

    196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时，“左”风刮得正紧，五七年很多名教授被打成右派，不能上讲台，改由助教主讲。有些助教实在不行，不少同学就不去听助教的课，做出无言的抗议。但是有一位助教的课却听众踊跃，大家公认他是高水平的教授。他一米八多的大高个儿，身材魁梧，声音沉稳，高谈阔论，非常压阵。往台上一站，人挤得满满的大教室里立时鸦雀无声，同学们洗耳恭听他的高论……

    他就是刘锡庆老师。

    锡庆老师讲课的突出特点是：绝非一般教师的照本宣科，贩卖陈货，而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严羽《沧浪诗话》)，具有极大的原创性，言谈之间新见迭出，时闪异彩，时出自己独特的高论，令人耳目一新。譬如讲评学生作文，他偏挑富有个性和情味的文章点评。评得最多的是两位女同学的作文，一位是来自新疆的张咏梅，另一位是阿英，即钱杏邨的女儿钱小云。

    锡庆老师虽然没有讲评过我的作文，但对我还是看重一眼，作文批语甚至有“遒劲有力，非常深刻”等语。判等级也全是优。他爱和我找地方“把酒细论文”，印象最深的是说我和一些男同学，理论水平可能比较高，但有些“板”，激情有余，委婉不足。作文，尤其是写散文，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讲究艺术性。首先要注意积累词汇，就像泥瓦匠要有好砖好泥那样，写作者必须有属于自己丰富而准确、优美的词汇。然后用这些词汇造出属于自己的句子，这些句子间要注意语气轻重缓急的节奏，含有内在的韵律，或轻灵跳荡，或沉郁顿挫，或悠长舒缓，由此构成属于自己的而非官方或他人的独特文体。这些高论与我二中的恩师韩少华观点很接近。据说锡庆老师对韩少华也很赏识，曾经有意推荐韩师到师大中文系专讲中国古典散文，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搁置了。他们的教诲对我启发极大，逐步运用到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去，力求显现自己的个性和情感。

    新时期开始后，锡庆老师得以大显身手，成为名震一方的教授、博导和散文研究界的大家。他给我讲过的看法也发展成系统的理论，提出“艺术散文”的新概念：“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真实、由自的笔墨，主要用来表现个性、抒发感情、描绘心态的艺术短文。”80年代末他和蔡渝嘉老师合编的《当代艺术散文精选》，高屋建瓴，耿介率情，“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鲁迅语)，不留情面，依据的全是“艺术散文”的标准，强调具有突出个性的“我”。譬如对韦君宜《饥饿之忆》的略评：“昔我与今我，都是一个‘我’，昔日的饿汉与今日的饱汉，也确确实实是一个‘人’。‘我’，本来就是杂色的；‘人’从来就是立体、多面的。不要把‘人’和‘人性’简单化、概念化、纯净化吧！那样做，不是真实而是虚伪，不是伟大而是渺小。那样做，不仅损害了事业，而且也窒息了文学。毕竟是韦君宜！这一篇见出了她自性的真诚与笔力的老辣。”而对黄秋耘的《丁香花下》，除了赞扬这篇散文“读起来有一种淡淡的、难忘的情味”之外，又指出其“不足之处是：‘我’显得较弱，缺乏深层情感波澜的揭示。因此，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还不够强。”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都是以具有突出个性的“我”为准的。

    回顾起来，就会从理性上认识到锡庆老师这个始终如一的观点和思想，不仅对于散文创作和研究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整个文学创作和研究都有着突破性的启悟——纠正了很多年来文学过于政治化、模式化的倾向，让散文重新续接五四独抒性灵的传统，也从思维方式上校正了简单化、片面化的偏颇，推进了中华民族对“人”的认知。

    他是真正懂得文学，也是真正地“为人高古”！

    由于思想和文学上的相知相通，数十年来我与锡庆老师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2002年10月北师大庆祝建校一百周年时，我特地去他家里看望，倾听他的高论。锡庆老师说师大在珠海建分校，他将任中文系主任，希望我去担任教职。我很高兴，但是2003年《中国鲁迅学通史》完成后，因先后赴澳大利亚昆西兰大学、加拿大和日本爱知大学讲学做研究，终未成行。2006年6月我有机会到珠海分校，一入住就打电话给锡庆老师。他感到很突然，又很兴奋，立马赶到宾馆看我，并又提起请我任教一事。这时的中文系改称文学院，他已担任名誉院长。我向他表示自己将一心一意写作，一定要把“焖焐”多年的书和文章写出来，不再任其他职务，他点头同意，但还是遗憾地对旁边的人反复说：“张梦阳如果2003年不去澳大利亚，就到咱们这儿来了。”

    锡庆老师就是这样一贯地爱才、揽才、护才。2016年10月纪念鲁迅逝世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见到春勇，向他询问锡庆老师的情况，说刘老师精神和身体都不是很好。没想到刚过两个多月，就接到春勇的电话，悲痛地告知锡庆老师已经于1月15日下午1点40分走了。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无缘再听师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