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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2月08日 星期三

    诤言的“魅力”

    黄桂元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2月08日   03 版)

        回避不中听的诤言,喜听顺耳之语是一种“胎里带”的人性弱点,这似乎没有道理可讲,古今中外就连某些大智者也未能免俗。

        海明威曾在给批评家考利的一封信里毫无掩饰地这样谈到年长自己一岁的福克纳:“福克纳比谁都有才华可是有点靠不住,因为他疲倦之后还继续不断地写而且似乎从来不舍得丢弃没有价值的东西。要是让我来管管他我是非常高兴的。”其实海明威曾多次夸奖福克纳,认为“福克纳理应得到更多地注意和最高的评价”,写这封信也并无恶意,但信的内容后来由考利传达给福克纳之后,味道就有些变了,这对于一位没落的南方贵族难以接受的,也注定了海明威为自己的放肆必将付出代价。福克纳先是拒绝海明威为自己的书写序,后来在与密西西比大学学生的访谈中被问到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五位作家是谁时,福克纳随即依次列出:1、托帕斯·沃尔夫;2、威廉·福克纳;3、多斯·帕索斯;4、海明威;5、斯坦贝克。不仅把海明威贬为第四,还加了如下评语:“海明威——他没有勇气,从没有用一条腿爬出来过。他从未用过一个得让读者查字典看用法是否正确的词。”此后,两人心结越缠越紧。这两位都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文豪,虽生活在现代交通条件非常便利的美国,却终生未见一面。

        既然是诤言,就不会那么入耳,即使“话糙理不糙”,确有价值,也会让人难以咽下,而能够生生咽下的,往往不是寻常之辈。胡适推荐梁启超来北京大学作演讲,不料在台下听到的几乎是劈头盖脸的一通批评。梁启超的讲题是《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结论是,“这个著作者,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表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人生方面十九有很浅薄或谬误!”胡适把梁启超的当众批评当作诤言,以一贯的谦和雅量做了真诚回应,并在后来的《四十自述》中写到:“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人们习惯于“顺情说好话”,宁肯言不由衷,虚情假意,毫无价值,只要彼此感觉舒服,便多多益善,皆大欢喜。久而久之,人们会丧失从诤言中汲取智慧的能力。诤言含着独特的“魅力”,却不是谁都可以“尊享”。诤言不同于箴言,尽管箴言的“箴”同“针”,但两者还是有很大不同。比如,“人丑就该多读书”,比如尼采说,“你要认识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含有普泛的警示、规劝、告诫意涵,可视为之箴言。诤言却是“独家”的,“特定”的,指向具体的,对于当事者每每有醍醐灌顶,瞬间警醒的作用,所以不同寻常。这意味着,享受诤言的魅力需要机缘,需要物以类聚,同频共振,需要说者和听者这双方的胆识皆备,互为知己,缺一不可,方可相得益彰。一个人享受到诤言的“魅力”是一种幸运,说不定,这位诤言者还是你生命中可遇不可求的贵人。

        有“傅大炮”之称的傅斯年曾“告诫”胡适,别让自己“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成为“魔障”,并强调“人的幸福我以为全在学问与事业之进行中,而不在成就之后”,胡适欣然接受。傅斯年“训导”乃师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当胡适面临国民党“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的要职取舍不定时,傅斯年写信痛彻直言:“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胡适终于不再犹豫,决定拒官不做。

        徐复观前半生从军,后来“华丽转身”成为一代国学大家,与熊十力的一番“痛骂”有关。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求教读何书,熊十力推荐王夫之《读通鉴论》,徐复观说已读过,熊十力让他再读。徐复观再见熊十力,说此书有好多处写得不好,遭到熊十力怒斥: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去书!任何书都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何不先看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又有何益?后来徐复观在回忆中慨叹,此乃起死回生的一骂。

        我知道的最令人难堪、最生猛、也最有“魅力”的诤言,与去年仙逝的作家陈忠实有关。《白鹿原》问世之前,比陈忠实年轻的路遥、贾平凹佳作频频问世,风头正健,陈忠实有一种关中人骨子里的倔强,发誓要写出一部能垫棺材做“枕头”的小说,然而这样的作品似乎遥遥无期。据邢小利《陈忠实传》记载,1991年初,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且名列榜首,接下来省里有关部门为路遥举办的作品座谈会,时任《小说评论》主编的李星问坐在身后的陈忠实,你手头的长篇“咋样了”,回答是“还没有弄成”,李星说“几年了,你躲在乡下都干了些啥?”陈忠实说“不急”。李星招手让陈忠实伸过头来,附耳说:“今年再拿不出来,你就从这七楼跳下去!”这话够狠的,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但李星是诚心的,他了解陈忠实的实力,最重要的,他是一位文学批评家,知道文学批评存在的意义,陈忠实这样志向宏大的重量级作家,需要的不是无关痛痒的锦上添花,而是能起扬鞭奋蹄作用的当头棒喝。好在陈忠实头脑清醒,懂得知耻后勇的道理。不久,还是这位李星,读了陈忠实给他背来的沉甸甸的五十万字《白鹿原》手稿,当面对着眼巴巴心里没底的陈忠实,猛地吼出了一句:“咋叫咱把事弄成了!”二十年来,这句话已在陕西作家中传成了名言。李星同时还对陈忠实大胆作出三个预言:一,今后不用找评论家了,评论家会找你;二、十年之内不会有超过这部作品的小说;《白鹿原》能得茅盾文学奖。三个预言,一一应验,已经是中国文坛佳话。夏衍主张“作家把批评家当作诤友”,此为最有观赏性的一道“诤言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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