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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驾《社日》《春晴》
晚唐诗人王驾当时名声不小，而后来作品亡佚已甚，现在只能看到七八首。尽管如此，仍存“思与境谐”（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脍炙人口的佳作。
试举两首来看。其一《社日》：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所谓“春社”是古代农村里的重大节日，祭祀土地神，同时这也是村民们聚餐饮酒并举行演艺、竞技等活动的日子。社日的活动起源很早，《诗经》里已经写到；后来延续了很久，直到鲁迅也还写过小说《社戏》，可知直到清末农村里也还在社日集资演戏，大家高兴一番。
在以社日为题材的作品中，王驾这首诗是知名度最高的之一。他完全不从正面去描写当天的活动，而只写高潮过后出现了许多醉汉，一个细节就写透了当时农村生活的富足祥和。这里的“稻粱肥”说物质文明，“半掩扉”讲精神文明（用不着关门下锁），一个桃花源式的农村多么古朴而美好啊。
传统的社日活动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人们只能从常用的“社区”一词中，略略可以推测到一点古代社会生活的遗存。
其二，《春晴》：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
诗的前两句写下雨前后的不同，刚刚含苞欲放的花蕊被一场春雨打落了。这里包含多少惜春的意思！后两句因蜜蜂蝴蝶的飞去忽然怀疑春天全在邻居家，大有天真的童趣。
邻家花蕊的遭遇同自家的其实不可能有什么不同，但是美好的景色和境界总是在彼岸而不在自家这一边却是人们常常会有的想法。大冒傻气往往能使诗歌产生动人的效果。
“五四”前夜鲁迅先生写过一首新诗《他们的花园》（《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同王驾这首诗貌近而心异，全录于下，以便互参——
小娃子，卷螺发，
银黄面庞上还有微红，——看他的
意思是正要活。
走出破大门，望见邻家：
他们的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百合；
又白又光明，像才下的雪。
好生拿了回家，映着面庞，分外添出
血色。
苍蝇绕花飞鸣，乱在一屋子里——
“偏爱这不干净花，是糊涂孩子！”
忙看百合花，却已有几点蝇矢。
看不得；舍不得。
瞪眼望天空，他更无话可说。
说不出话，想起邻家：
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应当打开“破大门”，大力向外国学习原是“五四”时代新派人物的共同想法；但刚刚引进了一点，就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鲁迅在这首诗里用比兴的手法大发其感慨。
把鲁迅这首《他们的花园》同王驾的《春晴》联系起来一道读，很能让人浮想联翩，心事浩茫。
杜甫《喜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榖根少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根据几份旧注特别是仇兆鳌的研究，杜甫这首《喜雨》诗作于宝应元年（762）；其年八月，“台州贼袁晁陷台州，连陷浙东州县”（《旧唐书·代宗纪》）；到第二年广德元年（763）四月，李光弼讨平之。据此，诗应作于宝应元年（762）的夏天。这时巴蜀一带久旱逢甘雨，庄稼稍得滋润（“榖根少苏息”），诗人非常高兴，遂作此诗。结末两句比较突兀，与前文似乎脱节，幸而其下有自注说“时闻浙右多盗贼”，仇兆鳌指出：“此诗末自注语，正指袁晁也。”（《杜诗详注》卷十二）
“沴气”就是现在之所谓“戾气”，指不祥和不稳定的气氛；这种气攒多了，就表明社会矛盾激化，随时有可能爆发或大或小的意外事件。在专制集权的古代，官民之间缺少平和沟通的渠道，彼此都不懂得磋商和妥协，而习惯于以暴力相见，于是造反，镇压，流血，杀人……杜甫认为，这一场好雨让旱情有所缓和，但大的问题没有解决，“沴气终不灭”，非常可虑。“浙右多盗贼”就是戾气的一个突出表现，杜甫指出要赶紧把它解决。稍后李光弼“生擒袁晁，浙东州县尽平”（《旧唐书·代宗纪》），这正是所谓“滂沱洗吴越”。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对于民间的疾苦非常同情，希望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让他们能好好过日子，这样的诗很多，如《宿花石戍》诗云：“系舟盘藤轮，杖策古樵路。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山东逆气残，吴楚守王度。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杜甫对政府有希望有批评，而他对民众也有要求有希望，那就是“守王度”，应交租税，不能造反。所以他对“盗贼”是不同情的，赞成或呼吁采取严厉的整肃手段。
一场及时雨是好的，但这解决不了社会“沴气”的问题，必要时仍然需要雷霆般的手段。在这一方面，杜甫同政府是一致的。有些专家把杜甫形容成完全站在民间立场上，甚至同情造反者，那怎么可能呢。杜甫不可能完全超越当时的体制和官方的观念，不可能认可什么“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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