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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初见韩兆琦先生者，均不相信眼前这位神采奕奕、声如洪钟的长者已年过八旬。多年来韩先生始终保持着高昂的研究热情，在《史记》与传记文学两大研究领域笔耕不辍，佳作迭出。近期他从自己诸多论文中精挑细选出二十篇，合为一册，题为《<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出版，读者可从中充分领略到他的追踪史圣精神、探究传记艺术的思想活力与学人风采。
早在1960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刘大杰先生说：“研究汉代的文学批评，必须突出司马迁，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见解最值得重视。”但在当时出版的文学批评史中对司马迁仍是提到的文字不多，于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韩先生写了《司马迁的文学观》一文，对这个问题开始有了许多新的提法。韩先生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喜爱、特别注意突出文学作品与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如为他们立了专传的有《屈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尤其是在《司马相如列传》中收入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上疏猎赋》《谕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使之成了《史记》全书中收录文章最多的篇章。有些人物本来没有立传的资格，但就因为他写过一两篇好文章，或是别人给他起草的传文比较好，于是司马迁就为这些人物立了传，如《鲁仲连邹阳列传》中的邹阳、《三王世家》中所写的汉武帝的三个不成材的儿子等。在作家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上，司马迁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发愤著书”说；在文学标准、文学批评上提出文学作品要有讽谏意义，要能“文辞灿然，甚可观也”，一句话，也就是要有审美价值。在文章篇末韩先生坚定郑重地指出：“我们检阅一下两汉四百年间的文学理论，究竟是谁首先重视艺术、肯定艺术、重视肯定艺术家们的呢？数典不能忘祖，司马迁是魏晋文学理论的先驱者，曹丕、陆机的文学观点与司马迁一脉相承。”
《史记》既是优秀的历史，又是优秀的文学，这是从古至今大家所公认的。但《史记》的文学性最突出的是什么，解放前的评论家都是称道它的语言好、文章好，解放初期的文学史增加说它的人物故事写得好，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先生开始突出地说《史记》为我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的画廓”。特别在《司马迁的审美观》一文中，独具匠心地指出司马迁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悲剧英雄人物的塑造上，他认为“《史记》不是一个普通的英雄人物的画廊，而主要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我们从《史记》中读到的不是失败的挽歌，悲伤的叹息，而是无畏的进取，是胜利成功的快慰，是一种道德上获得满足的欢欣”。此论一出，遂开启了《史记》悲剧艺术研究的大门。
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第一版问世了，韩先生非常喜爱这本书，他在课堂上多次向同学们推荐。李先生在他的书中概括汉代艺术的基本特点说：“人对世界的征服和琳琅满目的对象，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了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风貌。”又说：“汉代艺术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韩先生对此非常赞赏。但他同时感到遗憾的是，李先生在揭示汉代艺术的美学特征时，举为例证的仅有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人的辞赋，而居然只字没有提到司马迁，没有观照到《史记》这座汉代艺术的最高峰。因此韩先生才在《司马迁的审美观》中指出“《史记》是西汉前期这种美学思潮的杰出代表，同时这种美学思潮又是司马迁审美观所形成，并得以充分发展的客观条件”。
司马迁对孔子既有高度的赞赏、敬佩，又有某些理论上的批评，同时又浓重地、突出地在孔子这个形象上融入了自己深沉的感情与无限的寄托。韩先生在《关于<史记·孔子世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孔子世家》中的孔子与《论语》中的孔子、与被董仲舒与后世历代帝王所妖魔化、所加封起来忠心为专制皇帝做奴仆的孔子都不相同。”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曾对孔子的“写春秋”作出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吹捧，韩先生说：“司马迁为什么要气大声宏地把《春秋》推崇到这种程度？”答案是“原来真正做到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引用孔子是为了打鬼而借力于钟馗”。他还说：“孔子是司马迁笔下的悲剧英雄。孔子一生颠沛流离，到处碰壁，受打击、受误解，到死凄凉寂寞，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曙光。司马迁的遭遇比孔子更难堪、更悲惨，更加看不到希望与前途。司马迁抬高孔子、歌颂孔子、夸大孔子的作用与影响，也就是寄希望于孔子，并从孔子的形象中寄寓自己的情感与身世。”
中国古代传记艺术，是韩先生除《史记》外又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韩先生在本书的“后记”中，深情地写道：“我之所以愿意出版《<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这本小书，就是为了向读者朋友们推荐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与‘传记文学派生艺术’中的一些好文章。我对这部分内容实在是太喜欢了，每当想起韩愈、苏轼，尤其是欧阳修那些脍炙人口的碑文、墓志铭，那些闪现着时代风采的，那些忧国忧民、关心现实政治的文章，不由得内心为之怦怦然。”韩先生在这一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高屋建瓴的新见。比如他非常重视唐宋碑文、墓志铭、祭文、行状这类文体。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略论》一文中，他指出这类文章之所以在当时特别受到重视，是因为“可以趁机让人传诵，有一种向世人‘发表’的机会”。此外，他还独具慧眼地指出碑文、墓志铭等具有“当代史”的价值，尤其是韩愈、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所写的人物，均为身系国家兴亡、社会治乱的达官显宦，因而“有些人的碑文、墓志，就是那个时期的当代史，是反映那个时代重大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事实上，到下一个朝代的史官们编辑上个朝代的‘正史’时，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这些碑文、墓志铭，几乎都被改头换面，或长或短地收入到相应的人物传记中去了。”
在《传记文学的派生艺术光映千秋》一文中，韩先生指出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史传文学激发了以人物传记为面目的各种派生艺术，如传记体的寓言、传记体的讽世文字、传记体的滑稽文字与传记体的小说等，厘清了这四类文体的渊源与发展，揭示了史传文学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辗转相成与共同提高。
韩先生今年八十有四，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已跋涉了半个多世纪。近来韩先生又把一部40万字的《史记研读随笔》的书稿，让我们几个博士弟子传阅。他请我们提出意见，以求更加丰富与完善。我们相信，这本新著必将带给读者更多启迪。祝韩先生学术之树长青，源源不断地为学界奉献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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