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如星凤弥足珍——梁基永辑民国词学文献五种绍介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白话诗文登上文坛正场，旧体文学屈尊降贵，退居幕后。加之一般人的成见，认为旧体文学“现代性”严重缺失，所以现代文学史多不为旧体文学设立章节，基本上忽略了旧体文学的客观存在。在此大背景下，旧体文学文献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保护、整理利用。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持续升温，现代旧体文学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受到学界关注。一些大规模的现代诗词文献整理工作已全面铺开，现代诗词名家的个人著作整理也续有成帙。梁基永辑录的民国词学文献五种，即是其中足称珍稀的一部。这部由中华书局近期出版的民国词籍整理著作，包括《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陈蒙庵批校白石道人歌曲》、陈蒙庵《纫芳簃词》和《纫芳簃日记》、《纫芳簃琐记》片段，均按原件尺寸大小彩色影印，墨香手泽，俱可闻见，赏读展摩之际，让人不禁心生喜乐。笔者初读一过，认为该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和价值。

    一是让业内人士和一般读者得见珍稀“学词”文献。《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乃蒙庵随蕙风词隐学词之月课作业，现存癸亥（一九二三年）四月到甲子（一九二四年）正月词课所作二十三题二十六首，皆经蕙风精心批改。古近代词家课徒稿本，今已稀见，《月课》不仅让后学可以一睹课稿真容，而且为学者研究词稿修改和况氏词学，留下了宝贵的文献实录。蕙风为蒙庵月课习作修改字词，正误声律，指点作法，提升寓意。课稿的批改方式，圈改于行右，注释于页眉、页边或行间，恪守清代书院课稿批改制度，态度谨严。一字失律，皆不放过，必加更正。一篇改易，至数十字，几如重写。一九二五年蕙风自上海移居苏州纳姬，临行前蒙庵“馈二百金”（见乙丑六月初五日《日记》，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蒙庵事师之谨之诚，正可侧面反映蕙风课徒的认真负责，完全当得起。蕙风不仅课词，且具人文关怀。如癸亥（一九二三年）九月第一课咏重阳的《紫萸香慢》，词上下片共一一三字，蕙风亲改七十四字，把蒙庵原作词意过于冷落凄寒处，一一改写。上片五十六字，改动多至四十五字，差不多等于代蒙庵重作。页眉批语除指示填词声韵、作法，更叮嘱蒙庵：“少年人作文字，不拘何题，宜切戒衰飒语！”并加圈强调，其意殷殷。这让我们想起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对没落颓废情调的批评：“作者将以促其年寿，读者亦将以短其志气。”把胡适的话拿来解释蕙风对蒙庵“切戒衰飒语”的叮嘱，便明白了老师关爱学生的一片良苦用心。看来，对于文学要抒发健康的思想情感，以利于人的健康成长这个大关节，新旧文学家的看法并无分歧。

    二为治姜夔词的学者添一个罕见难得的版本。《陈蒙庵批校白石道人歌曲》，版本、文献价值极高。姜夔词版本系统复杂，传世约十余种，加上影抄本，多达三十余种，为宋代词人之冠。通行本为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注》本，系以彊村丛书所刻江炳炎抄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陈蒙庵批校白石道人歌曲》，在通行的夏校本之外，汇集多家，精心批校，以绿、红、墨、胭脂、朱砂、蓝六色笔，分录各版本校记与各家评语。其中以姜抄本最具版本价值，郑文焯、况周颐二家白石词评语，亦为世所仅见。尤其是词学界羡称之“姜抄本”，乃姜夔二十世孙姜虬绿于清乾隆年间抄写的姜氏宗祠所传白石晚年手订本，为传世孤本。此本与通行的姜词版本歧异颇大，曾被夏承焘列举六证，论定为伪本。这个孤本原藏江标灵鹣阁，后归郑文焯，最后转入陈蒙庵之手。蒙庵上世纪五十年代去世后，此本下落不明。其神秘珍稀程度，大致相当于李一氓所藏师古斋明刻本《花间集》，这个仅为李一氓所收藏的《花间集》版本，在李身后，也已杳如白云黄鹤，渺无踪影。姜抄本轶逸之后，其与通行本白石词的文字歧异情况，皆赖蒙庵批校得以保存，文献价值真不啻连城拱璧。至于姜抄本的真伪，则颇难推定。夏承焘指姜抄本作伪六证，辑录者一一予以辩驳，但又不遽断为真本，不失为一种审慎的态度。夏氏六证之三，曾指姜抄本将分记两次游赏的《阮郎归·为张平甫寿》二首合为一首，与词题不合，言下显系作伪。辑录者已加驳正，这里再为辑录者补一辩驳例证：姜夔名作《念奴娇》“闹红一舸”咏荷，亦是合写武陵、吴兴、杭州多地赏荷情事，可知姜夔有此创作习好。那么他晚年将两首性质相同的记游寿词改写合并为一首，可能性就是很大的。其实，作者在一生的不同时期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在古今文学史上都是司空见惯之事，小改字词韵律，大改推倒重写，代不乏人，毋庸列举。所以，不能因姜抄本一些字句篇章与通行本有异，就断定其为伪本。或者白石晚年真有一手定本，传于家祠，也未可知。因此，在无确凿证据坐实版本的真伪时，辑录者不予按断的做法无疑是较为可取的。但辑录者在辩驳夏氏六证时，谓今本题为《赋牡丹》的两首《虞美人》，应以姜抄本作《赋梅》为是，却也偶留一处小小的疏漏：《虞美人》第一首结句云“唯有当时蝴蝶自飞来”，句中“当时”显指梅花开时，梅开腊月正月，其时天大寒，即苏杭间亦无蝴蝶。倒是二三月牡丹时，定有蝶飞蜂绕。《虞美人》咏牡丹抑或咏梅，从这一文本内证来看，还真让人推敲不定。

    三是“发掘”出一个民国词人。《纫芳簃词》系蒙庵手稿首次影印，公之学界。蒙庵写于甲子乙丑（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间的四十来首词，其中多篇曾经乃师况周颐批改，可与《填词月课》相参看，作者誊录一以乃师所改为准。蒙庵词除《探芳信·题六舟上人画梅》一首刊于一九二五年第五期《野语》杂志，其余均未见发表。这些词大率为咏物、咏节令、题咏金石字画之作，用典恰切，下词雅驯，风度雍容，色藻敷腴。令词有蕴藉风致，如《蝶恋花》《鹊桥仙》；慢词能描画勾勒，如《绿意·新绿》《声声慢·秋声》。间于时令风物、书袋典故之中，引发词人轻微之感慨。其词有用柳屯田韵，用谢无逸韵，用刘潜夫韵，题云谣集，和珠玉词，题小山词，拟东坡作，效玉田体，题白石词，题纳兰词等，可知蒙庵学词不主一家，广摹众体。其词无典重质实语，无道学头巾语，无尖新儇薄语，大要当行本色，措置得体。但毋庸讳言，词中亦乏切肤入骨之个人生命体验，难窥二十世纪初文明转型、风云激荡的时代精神。可知填词对于蒙庵这等富室子弟来说，不过陶情娱性、雅士雅玩之具，并无多少时代与个人的真疼痒、真歌哭。这在清末民初的旧体诗词界，当然不仅是蒙庵一个人的问题。

    四是为“贵族”的意涵添加了一份感性的注解。《纫芳簃琐记》与《纫芳簃日记》的认识价值，即在于此，为读者提供了二十世纪初沪上词坛交往的日常纪实。《日记》断续记载乙丑（一九二五年）六月至八月间共三十五天的交游酬酢、饮食起居情形，不外拜师访友、作诗填词、习字题画等。日记中人物，除况周颐父子外，尚及朱祖谋、赵叔雍、陈巨来、孟心史、褚礼堂等人。《琐记》在《日记》前，仅六则，涉及诗词画印掌故考据，及于况周颐夫人况卜娱等人。衣食无忧则游于艺事，所谓贵族，大抵指此具有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和审美心灵的人，而非时下声色犬马之“土豪金”也。此外，《日记》《琐记》和批注中，有疵议师辈、直言其短的内容，不为尊者贤者讳，似此俱见蒙庵赤子之心。王国维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正缘蒙庵不失赤子之真心，方有其词学以及书法上的不俗造诣。

    要之，这部影印辑本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存文献之真，为业内研究者提供第一手文献资料，功莫大焉。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可能还有不大方便处。比如月课、词稿、琐记、日记、白石道人歌曲批校，都是毛笔繁体，且多为行、草书，普通读者识读理解当有困难。将来可否出一排印注释本，以助于此稀见之“宝典秘籍”的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