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怎样写书评

    1932年新月书店出版了曹葆华的诗集《落日颂》，稍后，钱锺书就此发表一篇书评，也就题作《落日颂》（《新月月刊》第4卷第6期，1933年3月）。

    凡是写得有水平有意思的书评，除了对所评之书提出精彩的评论和评价之外，总会多少有一些超越具体对象而带有某种普遍意义的议论，如果能有些形而上的高见，那就更好了。总之，它不会趴在原著上吹毛求疵或大声叫好，那样未免太缺乏审美的距离，弄不好且有可能成为原著的附庸或赘疣而失去独立的价值。

    曹葆华在当时的诗坛上算是一位新锐，钱锺书指出，对这样的作者最适合给予评论，这是因为——

    他还未经论定，我们可以借他来测验我们美感的锐钝，文心的灵滞；他还没有成名，我们可以对他说老实话，免得附庸风雅，随声说好，做文学批评上的势利小人（snob）。

    从事当代文学评论、关注文学新人之妙处在此；当然，其风险也在于此。“随声说好”的评论那就好写得多，也安全得多甚至无聊得多了。

    钱文批评作者在运用比喻方面的毛病，同时更就比喻的一般原则大发议论道——

    一个比喻就是割截的类比推理（an analogy tronque），所比较的两桩事物中间至少要有一点相合；否则，修辞学上的比喻牵强，便是逻辑上的不伦不类。当然，比喻的好坏不尽是逻辑上的问题，比喻不仅要有伦类并且要能贴切，一个有伦类而不贴切的比喻我们唤着散漫比喻（loose metapfor）。

    接下来文章就对诗集《落日颂》中种种不佳的比喻大加批评，而同时也对该诗集所表现出的阔大的气魄予以高度的评价。

    钱文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批评诗人对生活的反应未免过激。文章强调地提出一种以和谐为美的智慧，钱先生写道——

    ……要改变拜伦式的怨天尤人的态度，要和宇宙及人生言归于好……从最微末的花瓣里窥见了天国，最纤小的沙粒里看出了世界，一刹那中悟彻了永生。

    钱先生当时还很年轻，竟然这样充满了苍老的智慧。这一番议论发人深思，可让读者获益。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由此体悟到如何撰写有意思的高水准的书评。单是就书评书，总还太嫌拘谨，放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