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逢其时的莎士比亚与被遮蔽的汤显祖

    莎士比亚毕竟是幸运的，他的时代虽然也有“野蛮之处”，但却并不与他为难；而他的天才，也可以像以狂风开道的阳光一样，自由地将自己的灿烂光芒，投射在自己祖国的精神大地上。相比之下，汤显祖显得更了不起，因为他的时代更野蛮，更摧折人的个性、激情和才华，而他却凭着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战胜了这可怕的野蛮，写出了闪烁着人性光辉和美丽诗意的伟大作品。

    幸逢其时的莎士比亚

    写作需要最低限度的自由——安全地思考、想象和表达的自由。在一个极端野蛮的时代，只有少数极为勇敢的人，才敢在积极的意义上写作；而大多数人，要么选择沉默，要么满足于虚假的或不关痛痒的写作。即便那些勇敢的写作者，也不得不选择一种隐蔽的写作方式，例如隐喻和象征的写作方式。就此而言，汤显祖象征化的“梦境叙事”，就是一种不自由环境下的美学选择；而莎士比亚的全部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极大的自由感和明朗感，则彰显着写作者与写作环境之间积极而健康的关系。

    是的，自由度和安全感是文学创作最起码的前提。只有在作家的生命权和人格尊严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正常的文学创作才有可能。司汤达说：“如果我们从事文学而又安全无虞，我敢预言：法国的新悲剧不久就会出现；我所以要讲到安全，这是因为想象受到威胁，被损害的仍然是想象。”他说得很对！在以极端恐怖的方式压制思想自由、遏抑创造活力的环境里，不仅作家的人格会受到扭曲，而且，他们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都会因为受到威胁和干扰而降低。

    如果说，一个国家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和人格，会极大地影响普通公民的道德和人格，那么，这种影响对一个时代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和深入。在不同的社会，诗人、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因为受到最高统治者不同的对待，会在思想和激情、人格和风格等方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严酷的专制不仅降低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而且，还不可避免地破坏他们的感受力和创造力；而一个智慧、谦逊、仁慈的君主，则不仅让人们普遍感受到做人的基本尊严和自由，而且还会给自己的时代创造最健康的环境和风气。

    就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和写作条件来看，莎士比亚无疑要比汤显祖幸运得多。莎士比亚已经在“现代语境”中自由地想象和写作；而汤显祖却困在“前现代语境”中，不得不通过一种高度象征化和隐喻形式展开写作。换句话说，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虽然身处同一个时代，但却生活在两个世界。也就是说，从物理时间上看，他们确乎是同时代人；但是，从文明程度上看，他们则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汤显祖的时代落后莎士比亚的时代，何止四百年！

    莎士比亚确乎是幸运的。他赶上了英国历史上的崭新而健全的时代——都铎王朝（1485—1603）的最后一个君主伊丽莎白一世时代（1558—1603）。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天分极高。“据说，她在6岁时，已经庄重得像个40岁的中年人的样子。”她也非常幸运，“出生在文艺复兴热情高涨的时期”，并接受了良好的正规教育。她把学习变成了一生的习惯，即使做了日理万机的国王，也未曾一日荒废读书：“1562年，阿夏姆每天都和她一道念希腊文和拉丁文。他说，伊丽莎白在一天之内所念的希腊文的数量比教会中一个受奉牧师一周内所念的拉丁文还要多。”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博学多闻，懂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威尔士语等好多种外语，对宗教、哲学、政治、历史、文学、数学、音乐等学科都颇有研究。

    最高统治者的身体一般都是僵硬的，就像他们的表情大都是冷酷的一样，就像他们的语言大都是无趣的一样。然而，伊丽莎白女王的身体却是柔软的，语言也是温和的：“她能按照佛罗伦萨跳舞方式跳舞，姿态优美，惊动观众。她的谈吐，不仅充满幽默情味，而且富有美趣和机智，显示出一种正确的社会见识，一种精细到令人心折的独特感受。”她有艺术家的天赋：“她也继承了父母对音乐的热爱，不但会弹鲁特琴，有极佳的鉴赏力，甚至有一副好歌喉，还会创作音乐。”

    虽然有着如此过人的禀赋和良好的修养，伊丽莎白女王却从不以此骄人，脑海里也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荒谬念头——强制作家按照自己设计的理念和模式来写作。她懂得尊重知识分子和作家，充分保障他们思考和写作的自由。她知道，精神性的创造活动与个性密切相关；她也知道，良知是无法被强行绑架的：“女王笃信的箴言为‘人的良知无法强迫’，而她‘也不想无谓地探究他人的内心与任何秘密思想’。”

    伊丽莎白女王有着异乎寻常、近乎完美的性格，“她的内心没有一般妇女所具有的那种缺点。她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可以和男子媲美”。英国历史学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霍利迪则说她“有都铎的勇气；而且既有男人的理智，又有女人的直觉力”。这显然是一个在性格、感受力和意志品质等许多方面，都达到极高水平和境界的女性政治家。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很善于处理复杂的社会矛盾。在她的统治下，“英国的君主统治显得和谐而有效”。虽然把社会安定看得很重要，对宗教的控制比较严格，但是，总体来讲，她的统治是温和而理性的。她给人们的心灵生活以较为充分的自由，“她宣称自己既不希望、也不打算‘窥刺人们的内心和隐秘的想法’。她所要求的是人们在行动上服从其权威和官方的宗教法令”。尤其是经过了文艺复兴的洗礼，现代性的曙光已经降临，国家基本摆脱了非理性的野蛮状态。人们的精神世界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和自由。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地思考，诗人可以自由地歌唱，作家可以自由地写作。

    于是，这一时代的文化生活，便显示出一种乐观、理性而强健的精神风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才有可能形成歌德所说的“强有力的创作风气”。在歌德看来，莎士比亚的“许多天才奇迹”，有不少“要归功于他那个时代的那股强有力的创作风气”；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文学创作是“不受干扰的”。

    历史学家霍利迪也将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繁荣，归因于时代本身的伟大：“在伊丽莎白王朝最后十年中，莎士比亚写了约二十个剧本，包括从《亨利四世》到《哈姆雷特》。从乔叟以后，英国除了怀亚特以外，没有产生重要的诗人，但这时期却人才辈出，如斯宾塞、查普曼、丹尼尔、德莱登、琼森、多恩都在这一时期从事写作。”因此，完全可以说，没有伊丽莎白时代的伟大精神，就没有莎士比亚的辉煌成就。

    被遮蔽的汤显祖更显非凡

    汤显祖像莎士比亚一样表现出非凡的才华，一样创造了不朽的杰作，但是，我们却只须感谢汤显祖，而无须感谢他的时代。

    从个人与时代关系的角度看，汤显祖远远没有希腊人和莎士比亚那么幸运。他生活在一个落后而野蛮的前现代社会。恐怖氛围里的静止与和谐，是这个社会的突出特点。14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一切都生气勃勃，生活处处在发生变化。“在这样一个时代，稳定成了可诅咒的东西，而非幸事。相对地说，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是静止的、落后的。”

    汤显祖时代的最高统治者，是万历皇帝朱翊钧。这是一个极其平庸和低能的人，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与伊丽莎白一世大相悬绝的人。他虽然不像几乎与他同时代的俄国沙皇伊凡雷帝那样残暴，但却心理病态，行为古怪，修养极差。在黄仁宇的描述中，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胸襟开阔足以容物、并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受到损伤，就设法报复。报复的目的不在于恢复皇帝的权威而纯系发泄。发泄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冒犯他的人，而是无辜的第三者”。

    像他的祖先们一样，朱翊钧喜欢用阴险而冷酷的方式来管理国家。他统治下的国家，是一个绝对依赖厂卫特务和酷吏的“警察国家”。它貌似强大，自夸为上国，但却乱象已萌，险象环生。

    从法治文明来看，明代是一个空前酷虐的时代。统治者治国以猛，视人命如草芥，视杀人如儿戏，严刑峻法，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

    明代自朱元璋开始，“文字狱”迫害，就极为严酷：“明代的文字祸呈波浪式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两个浪头：第一个浪头见之于明代开国初年，第二个浪头见于明代由盛而衰的嘉靖、万历年间。这两个浪头之间百余年内，自然地形成了文字风波的低谷。”统治者深文周纳，锻炼成罪，手段极其阴毒残忍，在知识分子内心造成极大的恐慌。

    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读书人想存活下来，就得出卖自己的人格，就得放弃做人的尊严，恰如汤显祖所言：“此时男子多化为妇人，侧行俯立，好语巧笑，乃得立于时。不然，则如海母目虾，随人浮沉，都无眉目，方称盛德。”

    就想象力和才华而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去，亦不甚远，在伯仲间，然而，他们的境遇和命运，却全然两样。汤显祖怀抱利器，无由伸展，处处碰壁，一生偃蹇。他将自己的满腹牢骚、一怀愁绪，都在给好友的信函中发泄了出来。他在给梅禹金的信中说：“半百之余，怀抱常恶。”这样的情绪，他在《答李乃始》中也有宣泄：“仆年未及致仕，而世弃已久。平生志意，当遂湮灭无余。”他被黑暗的官僚体制窒息欲死，又挣脱不得。1609年，在致丁长孺的信中，他这样表达了自己的苦闷：“弟今耳顺，天下事耳之而已，顺之而已。吾辈得白头为佳，无须过量。长兴饶山水，盘阿寤言，绰有余思。视今闭门作阁部，不得去，不得死，何如也。”1612年，他已经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得知素未谋面的邹迪光给自己作传，竟然感动得“咽泣”。

    在写给邹迪光的致谢信函中，汤显祖将自己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相比譬，倾诉了郁积已久的愤懑：“弟之阅人不如承福，通物不如橐驼，雅从文行通人游，终以孤介迂蹇，违于大方。槁朽待尽，而明公采菲集榛，收为菀藻。百世珉璆，岂在今日。”他本来志在兼济利民，却沉于下僚，游宦不达，无可如何；转而想寄情楮墨，以写作为业，却同样困难重重。就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写作环境里，他始终努力不懈，这才创造出了“临川四梦”这不朽的伟大成就。

    哈兹里特在评价莎士比亚的时候说：“他的野蛮之处是他那时代的产物。他的天才却是他个人的。”莎士比亚毕竟是幸运的。他的时代虽然也有“野蛮之处”，但却并不与他为难；而他的天才，也可以像以狂风开道的阳光一样，扫却厚厚的乌云，自由地将自己的灿烂光芒，投射在自己祖国的精神大地上。相比之下，汤显祖显得更了不起，因为他的时代更野蛮，更摧折人的个性、激情和才华，而他却凭着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战胜了这可怕的野蛮；通过象征主义的形象体系，批判了权力的腐败和世道的险恶，也写出了闪烁着人性光辉和美丽诗意的伟大作品。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作家都是他的时代之子。我们评价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一定不能脱离他们生活的时代。正因为他们所处时代的文明程度不同，所获得的自由空间不同，所以，他们的戏剧写作在反映生活的广度、把握生活的深度和批判生活的强度等很多方面，都大有差异。汤显祖珠玉般的莹洁和金子般的光芒，被时代黑暗的尘土，严重地掩蔽和埋没了。

    （本文摘自《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李建军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年10月第一版，定价：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