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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伯杰是一位坚定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死后，任何试图忽视或淡化他的政治身份、只谈艺术、回避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文章都是片面的和可疑的。
“坚定”二字也是号称“英国最大革命社会主义者组织”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对他的身后评价。
社工党机关报《社会主义工人报》明确指出，伯杰同志是“一位不妥协的反抗者”。
他有一本早期评论集，书名就叫《永红》（Perma⁃nentRed），因为“我永远不会在反对资本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上做出妥协”。
但是坚定不等于冷酷。左翼的《卫报》刊出《马克思主义今日》和《新政治家》杂志作者苏珊·穆尔的文章，题目是《我不认同把约翰·伯杰视为冷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陈腔滥调——他的作品体现了希望》。
2015年，伯杰在《新政治家》发表了《致罗莎·卢森堡的一封信》，开篇如下：
“罗莎！我从孩提时代就知道你了。现在我的岁数有你死时两倍大，那是1919年1月，你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创建德国共产党几个星期之后，他们把你一直折磨到死。
“你常常从我正在看的书里跳出来——有时还从我正要写的书里跳出来呢——出来和我在一起，突然一扬头，露出一个笑。从来没有一页纸，也没有一间他们反复送你进去的牢房，能容得下你。”
伯杰这封信当然不只是诉说对革命偶像的思念。在谈到卢森堡的睿智时，他直接引用了后者1918年对俄国革命的前瞻性判断：“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的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奋人心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这一切就不起作用了。”（殷叙彝、傅惟慈、郭颐顿译文）
这一段引文编入了多个英文版卢著《论俄国革命》的正文。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殷、傅、郭译）则根据德文版，将其放在脚注内，因为这是“卢森堡写在稿纸左边的注，未说明插入何处”。
1972年，伯杰以小说《G.》获得布克奖。他把奖金一分为二，一半捐给英国的黑豹党，一半用以支付自己研究欧洲移民问题的开销。三年后，他和瑞士摄影师让·莫尔合作的《一个第七人》（ASeventhMan）出版。
去年底，伯杰九十大寿时，苏格兰记者和英国广播公司主持人安德鲁·马尔在《新政治家》撰文指出，他心目中伯杰的最大成就并非路人皆知的《观看之道》（WaysofSeeing）或他的小说，而是《一个第七人》。
“这是个愤怒的记录，述及移民劳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他们出于挣大钱的需要而忍痛告别了家园。”马尔写道，“四十多年过去了，它却仍然像是2016年的一线报道。”
《一个第七人》没有汉语译本。书名出自匈牙利“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诗人”（孙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尤若夫诗选》的后记中所写）约瑟夫·奥蒂洛的诗作《第七个》。全诗如下：
第七个
如果你在这世上启程，
最好降生七次。
一次，在着火的房屋，
一次，在冰冷的洪水，
一次，在狂暴的疯人院，
一次，在成熟的麦田
一次，在空荡荡的修道院，还有一次，和猪挤在猪圈。六个婴儿在哭，还不够哩：你自己必须是第七个。
当你必须为生存而战斗，
要让敌人看到七个。
一个，在星期天远离工作，
一个，在星期一开始工作，
一个，教书而没有报酬，
一个，通过溺水学会游泳，
一个，是一座森林的种子，
还有一个，受着野蛮的祖先保护，
但他们的把戏通通不够：
你自己必须是第七个。
如果你想找个女人，
就让七个男人去追她。
一个，为几句话交出了心，
一个，自己照顾自己，
一个，自称是梦想家，
一个，能隔着裙子抚摸她，
一个，熟悉搭钩和纽扣，
一个，踩到她围巾上了：
让他们像苍蝇一样围着她转吧。
你自己必须是第七个。
如果你写作，还能负担得起，就让七个人写你的诗。一个，建造大理石的村庄，一个，在睡眠中降临人世，一个，描绘天空也通晓天空，一个，词语用他的名字召唤他，一个，成全了灵魂，一个，解剖了活老鼠。两个勇敢，四个聪明；你自己必须是第七个。
而如果一切都像上面写的一样，
你必将为七个人而死。
一个，在摇动中吮吸，
一个，抓住坚挺的青春的乳房，
一个，扔下了空盘子，
一个，帮助穷人获胜；
一个，一直工作到身体垮掉，
一个，只是凝望月亮。
世界将成为你的墓碑：
你自己必须是第七个。
康慨转译自约翰·巴特基英译《冬夜：约瑟夫·奥蒂洛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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