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莉·史密斯回忆约翰·伯杰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艺术批评家、获得过布克奖的英国小说家约翰·伯杰（JohnBerger，一译伯格）1月2日在法国巴黎去世，享年九十岁。

    苏格兰作家艾莉·史密斯（AliSmith）投书《卫报》，回忆了这位卓越的思想家：

    2015年年末，我在伦敦的不列颠图书馆听约翰·伯杰的讲座。观众席上有人谈到《一个第七人》（ASeventhMan），这是他1975年写的一本关于大规模移民的书，他在书里说：“试图理解另一个人的经验，就有必要去拆散这个从你自己的位置、在其内部看到的世界，然后按照从他的位置看到的样子，把世界重新组装起来。”

    提问者问伯杰，对世界范围内巨大的人民迁移活动有什么看法。他双手抱头，坐在那儿，思考起来了；有很长时间的样子，他压根儿什么都没说，那是一个思想的空间，里面没有任何出声的意图。等他开口回答，讲的东西乍一听,好像跑了题。他说：“我一直在想，讲故事的人有好客的责任。”

    他再往下讲，你就能清晰地看到他的思考多么有革命性，多么满怀希望，又是多么敏锐。他指出，好客的行为既是古代的，也是当代的，在人家给我们讲过的，或我们听过的每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里，好客的行为都处在中心的位置——否定它，你就否定了全部的人类品质。他谈到艺术行为与好客、与包容之间深刻的关系。他接着给我们讲了法西斯的定义：某一团体的人相信自己有权隔离另一个团体的人，并有权决定后者的命运。

    和伯杰在一起的短短的几分钟，一个更好的世界、更好的出路已并非幻觉或假想，而成了动力——可能，可行，急迫而清晰。这不是说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而是说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看，用不同的方式做出响应，就有不同的可能。

    读者是他的继承人——这几十年读他作品的读者，而他的遗产必将不断重新捕捉种种的可能性。我们要继承他对日常社会等级程序中“权力粪便”和消费主义的拒斥，他坚定的集体观，他在一个唯我论的世界上表现出的无私品质，他对事物既有形式的富于启发意义的质询，他铿锵有力的同情心和字正腔圆的表达带给人的安慰。我们要继承他永不停止付出的写作方式。读者只要接近他的作品，就能感受到生命力、思辨力——还有贯穿始终的爱的力量。

    以过去时态去思考他这么多年来给予我们的东西，不只是困难，而是不可能。这位伟大的思想者，伟大的艺术写作者，最伟大的响应者，关于他的一切都充满了活力——伯杰作品里的响应和责任，始终能作为一种动力，促成思想与艺术的熔合，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和观看，让我们身为其公民的世界变得更好。但是，约翰·伯杰离去了吗？在黑暗的时代，没有了他，我们要做什么？努力不辜负他吧，像西蒙娜·魏尔［一译薇依］所说（正如他在关于她的文章里所引用的那样），加以“创造性的关心”。魏尔原句引用如下：“对我们邻人的爱，由创造性的关心构成的爱，是可以和才华相提并论的。”

    伯杰的才华在于其自身丰富的连续性——激进，卓越，亲切，不妥协，这体现在他不断地关心，其中饱含着强烈的智慧，体现出令人钟爱的理想主义者的明晰，而他过去是，现在是，也将永远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