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论”的转变与重建

    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在“作家论”这一块变化很大。今天，“作家论”不能说已经完全消失，至少有了根本转变。曾几何时，这几乎是一种主要的批评模式，但90年代以后越来越少见了。有些冠名“作家论”的文章实际内容已今非昔比，甚至有名无实。90年代初，我写过《人物论式小说批评模式的反思》、《文体学的小说批评》，当时计划还要完成一篇《作家论式小说批评模式的反思》，不知怎么没有写下去。回想起来，可能跟批评界对“作家论”普遍失去热情有关。但我觉得今天应该补上这一课。“作家论”批评模式源远流长，并未过时，而我们对“作家论”至今仍然颇为冷淡，这本身倒是值得反思的一个现象。

    中国文学批评传统讲“诗言志”，讲“以意逆志”，讲“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总之作家主观心理和客观行为是过去中国人谈论文学时最关心的问题，肇端于《论语》，魏晋时期登峰造极的人物品评，包括《史记》《汉书》《三国志》的人物列传，都深刻影响了文学批评。古人论“文”，某种程度上就是论“人”，即始终把作家及其生活的世界放在批评的核心地位。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所谓“知人论世”。与此同时，中国文学批评也喜欢“寻章摘句”，也喜欢“披文入情”，所谓“寻枝振叶，沿波讨源”，强调从字里行间悟入。文本分析的传统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一直都很自觉。别的不说，古人在语言文字上都有洁癖，像今天许多批评界同行捂着鼻子，对许多连语文基本功都没有过关的恶劣文本分析来分析去，力图绕过语言文字，发掘背后的微言大义，这在古人看来也许是不可思议的恶趣味吧。注重作家主体及其文本创造，这两者结合起来，大概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整体面貌。

    30年代左翼文坛引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历史批评”，也大量介绍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时期的文论，尤其“别车杜”三大家，建国以后影响巨大。俄苏文学批评在进行社会历史和美学分析时，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特别强调文学批评中作家的地位。寻找作家的“才能的本质”几乎是文学批评的一个核心任务，所以批评总是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心灵对话，总是批评家对作家的心理奥秘的热情的探寻。这有两种结果，一是批评家和作家惺惺相惜，如早期别林斯基和果戈理。一是彼此闹翻，如别林斯基和果戈理的晚年。不论哪种情况，批评家和作家都保持近距离面对面的对话，批评家丝毫不惮于表达自己对作家的成败得失的清晰判断。作家和读者社会重视文学批评，这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这种批评的“盛事”“佳话”，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时期也屡见不鲜。当然，像瞿秋白之与鲁迅、周作人之与郁达夫、茅盾之与众多被他评论的许多作家那样相对融洽的关系可能少一些，而像成仿吾、钱杏邨等之与鲁迅、胡风之与林语堂和周作人、李健吾和王任叔之与巴金那样剑拔弩张乃至恶语相向的时候兴许更多一些，但批评家不怕说出自己对作家作品直接而清晰的价值判断，由此而来的那种泼辣坦率的作风，乃是相当坚定的。这也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精神品格。

    这个传统多少也延续到当代。比如，即使在政治气候阴晴不定的五十年代，围绕《创业史》的许多批评就显示了这个传统的阔达气度。八十年代老中青三代文学批评家欢聚一堂，其中也不乏鲁迅所倡导的“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批评作风。

    但现在，这种空气无疑日益稀薄了！除了少数真真假假的“酷评”，目前中国批评家和作家被私人之间的情谊或利害关系绑架得太过紧密，缺乏共同进入文学的公共空间进行坦诚交流的风度和雅量。从批评家这方面说，就是尽量不触及作家的历史经历、当下处境与内心世界，总喜欢王顾左右而言他，要么起劲地分析大家共同置身的历史文化环境，而回避单个作家对环境的个性应对；要么起劲地分析封闭的文本，避而不谈文本中可能矗立的作家本身的形象。过去说“批评缺席”，我想恐怕还是因为批评家一味回避对作家提出直接坦率的批评，从而导致了批评活动中“作家的缺席”吧？

    这个问题怎么来的？首先，可能是因为8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批评界受“新批评”、结构主义影响太深，迷信“作者已死”的说法，过分注重“文本细读”，结果与作家渐行渐远。同时还有神话原型、语言文体、符号学和叙事学分析，都风靡一时，而这些又都是超乎作家直接当下的生存与创作活动的高深理论。因为有感于过去政治对文学捆绑太严，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向内转”，主张回到“文学本身”、“文学本体”，强调文学的“主体性”。但十分吊诡，越是呼唤回归文学“本身”“本体”“主体”，好像就越是看不清作家的存在，认不清作家的面孔了。再往后，“新历史主义”登场，一切都必须“历史化”了，都必须还原为特定的政治历史过程。相对独立的文学生产过程一旦经过“历史化”的还原分析，似乎都成了历史强人们一手超控的文学制度与文学生产方式，不关作家什么事了。作家可以一边凉快去了！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批评活动中“作家的缺席”。

    在文学研究极端的“历史化”操作中，不仅作家成了被历史强人们牢牢决定的可怜虫，曾经以探索作家心灵隐秘和创造奥妙为己任的文学批评本身也完全被这样的文学史操作所取代。许多年轻的批评家一上来就忙着“叙述历史”，远兜近转，就是不肯单刀直入剖析作家作品。至此，作家在批评活动中就完全“缺席”了。

    我这里绝对不是片面责难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史学化”，更不是片面责难近年来蔚然成风的对“文学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研究。这种学术性很强的研究过去太不够。忘记历史，看不到人（包括作家）的具体历史境遇，文学批评还剩下什么呢？我稍稍感到不足的仅仅是一些研究“文学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学者把作家置身的具体历史境遇狭隘化了，似乎作家们的文学创作环境仅仅就是诸如文学领导机关、文学会议、文件、领导讲话、批评家、出版社和杂志——等等直接的文学生产“现场”，而忘记与此同时作家们还有更广阔的生活天地，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环境还有上述这一切之外更丰富的社会历史因素，比如过去传记研究中全面涉及的作家成长经历、读书研究、社会交往、婚姻恋爱和家庭背景、工作环境、文学上的影响与传承——诸如此类，尤其是包含这一切又超乎这一切的“时代精神”。如果这一切都抛诸脑后，仅仅关注直接的文学生产现场，仅仅描述中国文学被这样狭隘化理解的局部的历史所决定的那一面，看不到即使处在如此被决定的环境之下的作家个体的应对，个体的命运，以及并非浪漫主义所独有的文学情感与文学想象，那么对“文学制度和生产方式”分析得再精妙，对局部的历史事件如何决定文学生产的过程研究得再透彻，结论也无非是一声叹息。

    为什么以前我们那么看重作家，甚至发展到不适当的崇拜创作的地步，现在又如此回避作家，而特别看重超乎作家个体之上的全民共同置身的客观社会历史的过程？为什么文学批评似乎不再是或不再主要是对于作家的个体精神创造活动的研究，而是虽然涉及作家但最终绝对超乎作家之上的客观历史过程的探索？研究作家个体的精神创造活动，难道会阻碍我们对于客观社会历史的理解吗？对于客观社会历史的理解，至少在文学研究的场合，难道不应该或不可以落实到对于置身一定社会历史过程的作家个体精神承担的研究？无视客观历史的“作家论”固然是悬空荒谬的，但文学研究如果抽空个体承担，倾全力于客观社会历史的研究，难道不也是一种“偏至”？

    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的天才崇拜、创作崇拜，不仅“新批评”“结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各有透辟的分析，其他文学批评流派也不是没有看到其中的“偏至”，但这并不是在文学批评中忽略作家存在的理由。正如我们虽然警惕文学研究片面和狭隘的历史化和史学化趋向，但我们对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也应该心怀敬意，因为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研究得实在太不够。各种文学批评模式的不同侧重点都是具体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的，既非毫无道理，也非止于至善，更不能简单重复，或彼此隔绝。以后如果还要做“作家论”，恐怕需要从批评家自身的文学经验出发，吸取上述各种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所长，同时克服它们各自的所短，从而争取给中国读者描写出更加清晰的中国作家的精神形象来。不能清晰地描写作家精神形象的文学批评总是犹如画龙而未点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