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些该读的书没有读

    2016年就要过去了，检点手边的书，发现有些该读的书还没有读，有些书虽然读了，但没有读完，或只读了序言、导言之类，又被新书压在下面，这倒应了那句古话：长江后浪推前浪，浮世新人换旧人。不过，这里所换非人，书而已矣。日子久了，也就忘了还有这样一本该读而没有读的书。

    这样的书稍加整理便不少，试举几例。商务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有一本《记忆的战略：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修辞维度》（［美］M.莱恩·布鲁纳著；蓝胤淇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出版），是对信仰、身份认同与集体认同的建构所作的修辞理论和批评理论的研究，联系到当下社会群体严重撕裂的现实，这种研究对于我们应该是很有意义的，而书中关于公共记忆、主流意识形态、流行文化、文学艺术传统，如何在国家建构中发挥作用的论述，是特别使我感到兴趣的。类似的书还有一本《国家戏剧：埃及的电视政治》（［美］里拉·阿布－卢赫德著，商务印书馆2016年2月出版），也是商务出版的，这本书的有趣之处，是引导读者探究和思考作为大众文化的电视连续剧与国家政治之间看上去相当隐秘的关系。这也正是我多年来一直在追踪、探讨的问题之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对这样的书置之不理。

    还可以举《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德］沃尔夫冈·J.蒙森著，阎克文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一书为例，恰如译者所言：“本书可以看作在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对马克斯·韦伯一生的政治述评。”作者非常精准地把握住韦伯的政治思考脉络，透过19世纪末德国经济崛起而政治保守的现实，以及“一战”后德国民族复兴的焦虑所掩盖的魏玛宪制的脆弱，发现了一个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徘徊着的韦伯。我想，当下我们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与一百多年前的德国或有相似之处，我们能从韦伯的思想和行为中得到哪些启示和教训，相信这本书能给我们带来思考。

    再举一例，即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史诗性巨著。作者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观察和描述人类的历史。他所展现的历史风光，或许正是被近现代以来主流历史叙事在有意无意之间所遮蔽、所忽略、所歪曲的，相对于先有的“欧洲中心”视角，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东方中心”的视角。但又不局限于此，译者称作“多线程”史观，如同文学中的“多视角叙事”。他把“丝绸之路”看作观察人类文明进程的十字路口，在这里，他不仅看到了欧洲或西方，也看到了俄罗斯和中东，还看到了中国或印度。他所搭建的是一座崭新的世界历史大厦，如果我们只是“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又怎能“窥其堂奥”呢？

    当然，这些书都是“大块头”，非有大块时间，花大气力，是不大容易对付的。不过，有些容易对付，或实在不忍释手的作品，也还读了一些。印象深刻的如《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作者阿里·沙维特，是以色列著名专栏作家、电视时事评论员，西方意义上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19世纪末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人物赫伯特·本特威奇的曾孙。在这本书中，作者便从他的曾祖父写起，这位英国绅士，早在19世纪90年代之初，就立志要让犹太同胞再次安居于祖先的应许之地——犹地亚（Judea）。那是1897年4月15日的夜晚，21位犹太复国主义朝圣者，在本特威奇的带领下，途径巴黎、马赛、亚历山大港，抵达历史悠久的雅法港。在作者的叙事中，这是现代以色列的一个起点。

    生存是第一位的，此外，还有两个对犹太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一个是文化，一个是国家。犹太人没有领地，没有国家，千余年来，能够绵延生息，靠什么？靠的就是对犹太人身份与文化的认同，而恰恰是“与上帝的亲密接触以及与周围非犹太世界的隔绝，维护了犹太人的身份与文化”。后者大约是由双方造成的，既有犹太人的自我封闭，也有非犹太世界对犹太人的拒绝。而十八、十九世纪以来的“世俗化与解放运动”，正“日益侵蚀着犹太人的旧有准则。犹太人的民族特性无法维持。即使没有俄国哥萨克人的屠杀和法国反犹分子的迫害，犹太人也面临着民族同化的危机”。因此，犹太民族如果不想使自己灭绝，就“必须将大离散的民族迁徙状态转变为主权国家状态”，而这种转变只能发生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古老的家乡。

    这是理解20世纪以来百余年犹太－以色列问题的钥匙。作者以其家族历史和自身经历为出发点，追踪那些在犹太民族复兴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人物，通过深度访谈、历史文献、私人日志、信件，捕捉这些人物在历史关节点上发生的动人心弦的故事。诚然，这部作品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作者能在娓娓道来中将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而且，善于在叙事中融入自己的思考、反省、质疑和批判，并把读者带入这个过程。特别想说的是，尽管他本人是个西方意义上的左翼知识分子，但是，他的思考、反省、质疑和批判并不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或道德的立场，而是尽可能地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历史地看待每一种人和每一种诉求。1980年，他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已经是个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曾写文章斥责定居点为愚蠢的工程。30年后，他开车前往奥弗拉，采访定居点运动的发起者，被称作定居点之母的奥弗拉的创建者约尔·宾·努恩，在这里，他写道：“我现在去那里，并非是为了对抗她（指奥弗拉），而是为了理解她。理解定居点如何从右翼势力的幻想变成了历史的事实。”在他与以色列核工程首席科学家的对话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理性的精神。他的感情是复杂的，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但他敢于直面这些矛盾和冲突，把历史的复杂性呈现出来。作者不仅饱含深情地描述了巴勒斯坦的悲剧，以及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对圣地长达一个世纪的争夺，而且捕捉到这个犹太国家历史进程中荣耀的一面和痛苦的一面。

    这是我读此书最受益的地方。作者能以客观、公正、理性、诚恳的态度对待历史，对我们这些热衷历史研究的人是一种警示。看当下流行的翻案史学，所谓恢复历史真相，其实往往是意气用事者多，实事求是者少，缺少对历史的最基本的尊重。历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都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如果屈从于后来者的道德、情感，乃至现实政治需要，历史就成了任人解说的东西，除了服务于当下某个群体的自身利益，不会有任何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