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世双星》是怎样写成的

    ■李建军

    我有将来研究司马迁和杜甫的计划，也有系统研究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想法，但还不曾产生过研究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念头，尽管他们也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创意作者”是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的社长、著名出版家张秋林先生。可以说，没有他的策划和推动，没有他对我的信任和鼓励，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

    为了更好地编辑和出版《并世双星》，秋林先生组建了一个优秀的编辑团队。几位编辑一丝不苟，校字如仇，解决了很多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问题，让我很长见识。

    写这本书，我用了小半年的时间。秋林先生给我限定的交稿时间是很紧的。我把其他的活动都推掉了。这本书之所以写得比较快，与我平时的资料积累大有关系。上大学期间，我将《莎士比亚全集》细细地读了一遍。后来，正像我在《并世双星》的后记里面所讲的那样，关于莎士比亚的传记和研究著作，我只要看到，就会买下。这种无意间的资料积累，给我写这本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否则，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这本书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来的。

    我能按时完成写作任务，还要感谢我的朋友、文学评论家邢小利先生。我这人很怕热，一热就倦怠无力，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就在北京酷热难耐的时候，邢小利先生安排我到陕西照金避暑写作。我在那里度过了非常关键的28天。否则，手头的工作，可能会因为酷热，不得不废然而止，写作的文气和连贯性，也会因此大受影响。

    我写《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了目标：让大家听懂你在说什么，知道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什么样的人，为何伟大，明白他们的作品有什么价值，好在哪儿。我要求自己抱着很本分、很老实的态度写书，尽量不耍花腔，不偷懒，自己感悟到多少就写多少。

    其实，也有“偷懒”。大家读到“阐释莎士比亚的态度”那一章，最后一节只是写到了梁实秋。事实上，这一节应该写的是整个中国的莎学研究。写作这一节所需的资料，我差不多都搜集全了——从中国最早接受和评论莎士比亚的林纾、王国维开始，一直到胡适、鲁迅、朱生豪、宗白华、田汉、卞之琳等人评论莎士比亚的资料我都找到了。但是，中国的莎学研究的问题，实在不少，也太复杂，分析起来很棘手。像鲁迅对莎士比亚的理解和批评，就有不少错位的误读；林纾谈莎士比亚，简直像谈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一样，显得很是膈膜。

    在我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层面，有朋友也注意到了，那就是“时代感”。艾布拉姆斯有本书叫《镜与灯》。他提供了两个很有价值的意象。我试图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作品里面，找一面镜子，借以鉴照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点亮一盏灯，借以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我试图用他们的经验作为参照，彰显我们时代的精神问题，考察我们现在面临的文化困境。伟大的经验有助于我们时代的文学调整自己的方向，建构一个可靠的坐标。这也是我写这本书隐含的目的。

    最后，谈谈研究者在学术活动中的主体介入方式。王国维把诗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真正的学术，都有一个“我”在里边。学者一定要把自己放进去，要有担当和勇气，尤其要有自己的立场和理想，甚至要动感情。柯勒律治讲过，一个不热爱莎士比亚的人，是没有资格研究莎士比亚的。这个话是很对的。我读汤显祖，读莎士比亚，常常会情动于衷。尤其是汤显祖，我们与他的心更容易沟通，更容易产生共鸣。每当写到汤显祖的孤独和寂寞，写到他的悲伤和痛苦，写到他没有出路的绝望，我就会非常难受，有时甚至会泪眼模糊。在这本书里，我融入了自己的复杂而沉重的感情，融入了我的困惑和焦虑，也融入了我的不满和希望。就此而言，我在写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也是在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