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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读过埃德蒙·威尔逊的《爱国者之血》，但没有把他与《到芬兰车站》（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的作者威尔逊划上等号。2015年的一次访谈中，傅小平兄不经意的一次推荐，使得这本《到芬兰车站》成了整个2016年我的案头常备书。用以赛亚·柏林的说法，确立他20世纪最后一位重要批评家地位的，乃是他更擅长在一个大的框架中考察文学、知识和人类的历史。《到芬兰车站》写的是20世纪的一群革命家，他们如何为建构一个自认为的“更好的世界”作出种种努力，他们的梦想、愿景和行动。书的第一部分，从米什莱到法朗士，是从文本上探讨如何写作历史，第二、三部分，从圣西门、傅立叶、马克思、思格斯到列宁，主题转换成了如何在行动中创造历史。而从行动中创造世界、建构历史，无疑是威尔逊这样的文人更倾心的。《到芬兰车站》符合我对观念史写作的期许，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从来没有一本书把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写得如此血肉丰满，又惊心动魄。他写的其实是“梦想撩人的美丽”。对中国革命史和文化史的写作，威尔逊应该是一个参照：他对人物的“同情之了解”，他的批评锋芒，他交响乐般磅礴的叙事和迷人的文学气质，最后给我的感受是，历史退场了，而生活上位了，因为“他把自己的血写进了自己的书”。
2015年12月8日，阿历克谢耶维奇在斯德哥尔摩获奖演说时诘问，在今天文学到底是什么？她自答道，一切东西都在溢出边界，真实和虚构之间没有界限，它们相互流动，见证者不是中立的，讲故事的人，如同雕刻家面对大理石，都在进行加工创造。她慨叹走在街上时，“多少长篇小说就遗失在时间中”。今年我在“诚品·历史通识大讲堂”讲座时说，没有必要把虚构与非虚构截然对立，历史写作必须有想像力的参与，就是针对历史不“实”、虚构不“虚”的一个发声。
书写“人类情感历史”的阿历克谢耶维奇，自居世人的“耳朵”，在《二手时间》（中信出版社，2016）里，她写下的是一个关于红色时代的长篇小说。是的，我称这个作品为长篇小说，而不称之为纪实作品，因为它超越了经验世界。作品依然采用她擅长的口述史的方式，讲述1991年以来二十年间社会转型中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第一部“启示录的慰藉”，是红色年代遗民们的故事，和他们为理想付出的代价。第二部“空虚的迷惑”，讲述这20年间俄罗斯人的生活。“二手时间”毋宁说是“二手年代”。书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充满张力的细节：“你知道发疯时头发是什么样的吗？变得很硬很硬，就像钓鱼线一样，每根发丝都是先发疯的。”
法国人的血液里，天生有着不安份的革命基因，这革命是浪漫的、热切的，时刻与爱情相牵连的。《人的境遇》是马尔罗“亚洲三部曲”之一。写的是1927年春天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后的故事。这一组亚洲故事是马尔罗和妻子克拉拉1924年前往东方旅行后写下的。其实除了在香港短暂居留，马尔罗并没有真正到过中国内地，因此这个小说写的实际上是他想像中的中国革命，这场因利益而起的各方混战，在马尔罗眼里是一场为了人的尊严而战的神圣革命。小说中时常出没着穿燕尾服、佩手枪、情欲鼓涨的混血革命家，这或许会给西方读者一个错觉，似乎是这些混血革命家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值得一提的是丁世中先生的译笔，流畅，自如，可信。
对艺术史的持续关注，使我没有放过英国艺术史家柯律格引进到大陆的每一部著作。对于刚读过《长物》的中国读者来说，《藩屏》（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简体中文版的引进是意外的福音。不同于《雅债》《长物》《中国艺术》等著作把艺术家们作为主角，柯律格在这本书里首次把“漆制鎏金牢狱中的囚犯”即各地藩王和他们的后代置于故事的中心。这个特殊的人群（保守估计有十万人）从血缘上来说是皇家的直系或者近支，是生物学意义上气息越来越黯淡的复制品；而他们投身于艺文世界，画下一些示忠的画作，制作雅驯的音乐，或者出版法帖丛刻，是一种文化的复制。在这种双重复制中，展开的是这一特殊人群的尴尬命运，这部围绕明朝藩王府的物品及物质文化的书，由此也涉及到了对文化权力层面的探究。
柯律格写作此书的基本资源，一是2009年春天他在中国的一次旅行（那次考察主要是在明朝藩邸较集中的山西和湖北两省），一是1600年前后成书的明朝宗室成员的传记合集《藩献记》。重视“物质文化证据”，是他一贯的研究理路，他既注意到了藩邸内男性精英们的参与，也把目光投向了文人、工匠和宗室内的女性艺术家，这种关注小人物、细微处着眼的笔法，深具小说的神韵。
艺术史方面，今年读之心喜的还有一本《谁在收藏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讲述的是中国艺术品流失背后的故事，实际关注对象还是故事背后的人，那些痴迷于中国艺术的北美人和欧洲人。
说到权力/知识，必然要提福柯，在我的阅读史中，描绘福柯思想肖像最为成功的，是剑桥出身的英国哲学家阿兰·谢里登的《求真意志》，他能写活福柯或许借力于前小说家的身份。今年北大社出版的《福柯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是一个三卷本，依次为《声名狼藉者的生活》《什么是批判》《自我技术》，所编选文章横跨福柯思想整个领域，自六十年代的文学研究到生前的最后一期访谈，堪称国内最新、最全。福柯出没其中的历史，是无意义者的历史，他的书写主角，也多是无名者和声名狼藉者，正是在他对疯癫、文学、死亡的书写中，文明呈现出另一个面向，生命获得类似于永生的某种快乐。
一个叫方泉的年轻人，打着三份零工，为了养家去寺院念念经，唱空班，他逐渐喜欢上念经、打坐的生活，成了一座寺庙的住持广净师傅，为了把寺院做大，他就得真出家，这个年轻人该何去何从？青年小说家张忌的长篇小说《出家》（中信出版社，2016）讲述的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很容易被粗暴归结到底层叙事上去，但张忌却意不在此，他诚实地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困境中寻找灵魂出口的故事。这是一个在2016年还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小说，叙事中自始至终吸引我的是一种世俗的精神、世俗的欢乐。这种世俗的欢乐，在当下的小说里是缺失的。我们读到的大多数小说，要么太急于奔着一个目标去，要么就是太相信自己的脑袋，可着劲儿编。好的、结实的小说，就像董其昌读了《金瓶梅》后写给王世贞的信里说的，“伏枕略观，烟霞满纸”，对世道人心的书写可以穿越时空。《出家》在小说的世俗精神上承续了汪曾祺、阿城的余脉，质朴和诚实使这个小说有着动人的光。
岁末，出版家曹元勇先生寄赠了由他翻译的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小说《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这个关于拿破仑战争时期两个塞尔维亚家庭遭遇的小说是一部梦境般神秘的小说，小说章节和塔罗牌的对应让我想到卡尔维诺《命运交叉的城堡》，而魔性十足的叙述又确是《哈扎尔辞典》的作者戛戛独造。或许，幻想与实现、梦与非梦的纠结就是阅读的魅力之所在，那么就让我在对这本小说的阅读中结束2016年的逐梦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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