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由栖霞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一处偏远的中学任教刚刚一年。读了两年师范，回来时连一本正规教材都没有带回，只是换了一个身份，入学前是民办教师，毕业后成了公办教师。在一处偏远的中学教书，星期天回去看望父母，他们脸上是舒心的笑容。

    恢复高考那年秋末，我的一个朋友从钟离河上游来我家。他准备参加恢复后的第一届高考，让我给他讲讲作文。我试拟了一些作文题，给他一一讲过。他没有提起让我去参加高考，我也没有想过。当然不是我不需要上大学“深造”，而是我的身份已经改变，不需要再去跳这龙门了。而且，我的儿子刚刚出生，即便我再想上大学，我家里的情况，也不允许我那么做了；我刚刚可以拿到的微薄工资，要用来养家糊口了。

    我当然是想上大学的。贫下中农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时，我最初填的志愿是“大专文”。我既然是因为文学创作的成绩，而被贫下中农看中，推荐上去的，那么，我选择上大专文科，该不为过吧。中心联中的校长负责选拔工作，他冷冷地说我：“你连中学都没上，只是小学毕业，能报大专吗？”他的话让我深深惭愧。没有考上中学，完小的老师曾说我“太骄傲了”；现在，我可不敢再骄傲了，我不能说我是因为写作，写戏参加县里会演得了奖，才被推荐上来的。我老老实实地改填了志愿，是最低的也是最保险的：“师范”。

    我只念过小学，没上中学，没有资格上大学，那么好吧，我自己把大学的课程补上吧。那就是自学了。我去公社文化站图书室借书。秋假中跟我一起被调到公社文化站写戏的中心联中的一位老师，我们一见如故，成为朋友。他是反右时招远教师队伍中最早被打成右派的，他那时候就发表过散文诗了。他还保存着一些旧书，我从他那里借来读。借助邮购，我还可以读到我在偏远的中学读不到的书，那是不是大学课程上的教材，我倒不在意了。那一年，有位朋友考进了山东大学。有些书，我就汇钱给他，让他替我买。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学参考丛书”，商务印书馆朱光潜译的黑格尔《美学》，陆续出版，我那朋友一册册给我买到寄来，我一一读过。那朋友放假回来，曾鼓动我去考研究生，我不由苦笑，我连中学都没上过，怎么能考研究生呢？要考研究生，也得先读过大学啊。

    终于，我读大学的机会来了：国家办起了广播电视大学，我可以不离职而读大学了。我买了第一批出版的广播电视大学教材，上课之余，读大学了。我读的自然还是文科。我守着收音机听课。那一年，有消息传下来，广播电视大学要考先开的这几门课程了，考试及格，可以成为电大的正式学生。我自然想成为电大的正式学生，而不是编外，能够学习得更为正规。中心联中的一位老师负责教师进修，跟县电大联络，他代我去县电大报了名，送去了我的照片办准考证。我便准备去参加电大的第一次考试，以取得正式资格。

    我们是去黄县参加考试。考场不知为什么设在一个厂区。穿过厂区，到了考场，在门口分发准考证，考生持准考证入场。大家都进去了，准考证发完了，我还等在门口：竟然没有我的准考证。我可急了。我说，我们中心联中负责的老师已经把我的照片送到县电大报名了啊！可是，我再急，再说什么，没有准考证是不能入场的。带我们去考试的招远电大的校长去挂电话查对，问省里，想求得通融，省里的态度斩钉截铁：没有准考证不能入场。

    其他考生开始答卷子了，我一个人离开了考场，离开了那个厂区。那个厂区，如果是制造“电大学生”的，那么，我是被当作不合格的产品被吐出来了——不，这比喻并不贴切，我连被检验的资格都没有，还没有经过“制造”，就被退回来了。我不是落第的举子，我连闱场都未入，我比所有下第的举子都惨。万千下第诗篇，都没有把我的状况写进去，“名惭桂苑一枝绿”啊，“年年春色独怀羞”啊，那都不是我的心境。

    这是我的第一次“高考”，也是此生唯一的一次“高考”。我的这次连考场门都未能进去的“高考”，只是我苦难生涯中的一次波折，本算不了什么。我只是不那么甘心，我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坐车回到招远县城，我直接去电大查问。负责办事的女教务员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翻找，从桌子底下找出了我的照片，包了白纸，白纸上有我自己写的名字，我交给中心联中负责进修的老师时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

    我是注定与大学无缘了。距我那次“高考”过去了二十八年，鲁东大学聘我做兼职教授。我以《不知疲倦地解释真理》为题，开始了系列讲座。随后是《写作的动力》，《写作的母题》……在当场问答环节，有学生让我讲一讲我学习写作的经历，我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上过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