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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12月21日 星期三

    我的“高考”

    陈占敏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12月21日   03 版)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由栖霞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一处偏远的中学任教刚刚一年。读了两年师范,回来时连一本正规教材都没有带回,只是换了一个身份,入学前是民办教师,毕业后成了公办教师。在一处偏远的中学教书,星期天回去看望父母,他们脸上是舒心的笑容。

        恢复高考那年秋末,我的一个朋友从钟离河上游来我家。他准备参加恢复后的第一届高考,让我给他讲讲作文。我试拟了一些作文题,给他一一讲过。他没有提起让我去参加高考,我也没有想过。当然不是我不需要上大学“深造”,而是我的身份已经改变,不需要再去跳这龙门了。而且,我的儿子刚刚出生,即便我再想上大学,我家里的情况,也不允许我那么做了;我刚刚可以拿到的微薄工资,要用来养家糊口了。

        我当然是想上大学的。贫下中农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时,我最初填的志愿是“大专文”。我既然是因为文学创作的成绩,而被贫下中农看中,推荐上去的,那么,我选择上大专文科,该不为过吧。中心联中的校长负责选拔工作,他冷冷地说我:“你连中学都没上,只是小学毕业,能报大专吗?”他的话让我深深惭愧。没有考上中学,完小的老师曾说我“太骄傲了”;现在,我可不敢再骄傲了,我不能说我是因为写作,写戏参加县里会演得了奖,才被推荐上来的。我老老实实地改填了志愿,是最低的也是最保险的:“师范”。

        我只念过小学,没上中学,没有资格上大学,那么好吧,我自己把大学的课程补上吧。那就是自学了。我去公社文化站图书室借书。秋假中跟我一起被调到公社文化站写戏的中心联中的一位老师,我们一见如故,成为朋友。他是反右时招远教师队伍中最早被打成右派的,他那时候就发表过散文诗了。他还保存着一些旧书,我从他那里借来读。借助邮购,我还可以读到我在偏远的中学读不到的书,那是不是大学课程上的教材,我倒不在意了。那一年,有位朋友考进了山东大学。有些书,我就汇钱给他,让他替我买。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学参考丛书”,商务印书馆朱光潜译的黑格尔《美学》,陆续出版,我那朋友一册册给我买到寄来,我一一读过。那朋友放假回来,曾鼓动我去考研究生,我不由苦笑,我连中学都没上过,怎么能考研究生呢?要考研究生,也得先读过大学啊。

        终于,我读大学的机会来了:国家办起了广播电视大学,我可以不离职而读大学了。我买了第一批出版的广播电视大学教材,上课之余,读大学了。我读的自然还是文科。我守着收音机听课。那一年,有消息传下来,广播电视大学要考先开的这几门课程了,考试及格,可以成为电大的正式学生。我自然想成为电大的正式学生,而不是编外,能够学习得更为正规。中心联中的一位老师负责教师进修,跟县电大联络,他代我去县电大报了名,送去了我的照片办准考证。我便准备去参加电大的第一次考试,以取得正式资格。

        我们是去黄县参加考试。考场不知为什么设在一个厂区。穿过厂区,到了考场,在门口分发准考证,考生持准考证入场。大家都进去了,准考证发完了,我还等在门口:竟然没有我的准考证。我可急了。我说,我们中心联中负责的老师已经把我的照片送到县电大报名了啊!可是,我再急,再说什么,没有准考证是不能入场的。带我们去考试的招远电大的校长去挂电话查对,问省里,想求得通融,省里的态度斩钉截铁:没有准考证不能入场。

        其他考生开始答卷子了,我一个人离开了考场,离开了那个厂区。那个厂区,如果是制造“电大学生”的,那么,我是被当作不合格的产品被吐出来了——不,这比喻并不贴切,我连被检验的资格都没有,还没有经过“制造”,就被退回来了。我不是落第的举子,我连闱场都未入,我比所有下第的举子都惨。万千下第诗篇,都没有把我的状况写进去,“名惭桂苑一枝绿”啊,“年年春色独怀羞”啊,那都不是我的心境。

        这是我的第一次“高考”,也是此生唯一的一次“高考”。我的这次连考场门都未能进去的“高考”,只是我苦难生涯中的一次波折,本算不了什么。我只是不那么甘心,我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坐车回到招远县城,我直接去电大查问。负责办事的女教务员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翻找,从桌子底下找出了我的照片,包了白纸,白纸上有我自己写的名字,我交给中心联中负责进修的老师时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

        我是注定与大学无缘了。距我那次“高考”过去了二十八年,鲁东大学聘我做兼职教授。我以《不知疲倦地解释真理》为题,开始了系列讲座。随后是《写作的动力》,《写作的母题》……在当场问答环节,有学生让我讲一讲我学习写作的经历,我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上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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