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小说二题

    《幽明录》

    刘宋王朝的临川王刘义庆（403～444）手下的文人很多，所以署他大名的著作也很多，大约都是门下士们动手编撰而成的，当然署主公的大名。《宋书》本传称义庆“爱好文义，文辞虽不多，足为宗室之表”，其水平和格调可以推见，但即使按现在的规矩，那些大著的著作权也应当属于刘义庆其人。其中最著名的是两部小说：志人的《世说新语》和志怪的《幽明录》，唐宋类书引用《幽明录》颇有误作《世说新语》者，其实乃是志怪，当为《世说》所不载。现在《世说新语》要有名得多，而《幽明录》早已亡佚了，而当年这两部小说曾经并驾齐驱，容易混为一谈。

    《幽明录》原来篇幅很大，或作二十卷（《隋书·经籍志》），或作三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亡佚以后仅剩少量遗文。明、清两朝的古籍整理者努力辑佚，从各种类书中搜罗遗文，有《述古堂丛钞》《琳琅秘室丛书》《说郛》《五朝小说》等多种辑本，但都只有十来则。鲁迅先生参据旧本，大加钩沉，辑得二百六十五则，收入《古小说钩沉》书稿之中，最称善本。近贤郑晚晴先生以鲁迅辑本为底本进一步加工，增补佚文，加上注释，分为六卷，列为“历代笔记小说丛书”之一，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乃是现在最好的读本。

    《幽明录》之“明”指人间，“幽”则包括鬼神怪异等非人的存在。这部小说以谈“幽”为特色，大量涉及“幽”与“明”之间的关系交往。其中有非常著名的故事，后来成了典故，例如刘晨、阮肇的故事，他们二人入天台山，迷路后遇到两位仙女，过了十天神仙生活，后来要求回家，只见“亲故零落，邑屋改易，无复相识”，原来已经“得七世孙”了。这就是后来谚语之所谓“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倒也合于相对论的道理的。“刘郎”、“阮郎”后来都成了含义丰富的名词，非有非常之艳遇者皆不足以称“刘、阮”。

    此书中有些记载非常简单，不成其为故事，但仍然很有意思，如关于动物的有一则道：

    晋兖州刺史沛国宋处宗，尝买得一长鸣鸡，爱养甚至，恒宠著窗间。鸡遂作人语，与处宗谈论，极有玄致，终日不辍。处宗因此言功大进。

    魏晋时代清谈之风很盛，于是长鸣鸡也能谈玄，并给予一位附庸风雅的州官很大的启发和教益。又有一则讲狐狸身上的佩戴道：

    习凿齿为荆州主簿，从桓宣武出猎，见黄物，射之即死。是老雄狐，臂带绛纱香囊。

    桓温（桓宣武）、习凿齿都是东晋人。那时的男子有女性化的倾向，臂带香囊在男人中也成为一种时髦，而这样的风气竟然已经传染给狐狸了——或者那些抢风头的小伙子正是从狐狸那里学来的。这一则记载也应视为那时的讽刺小段子。

    《幽明录》中的故事有重见于《列异传》《搜神记》等先前的志怪小说书者。估计此书恐怕也同《世说新语》一样，多纂辑旧闻，非尽自造，所以重复就在所不免了。中国古小说中辗转抄录的条目甚多，当时可以不算侵权，在印刷术未发明之前，这样的抄录非常有助于文化的传播。

    《冤魂志》

    颜之推（字介，531～594？）不仅是中古后期水平最高的散文作家之一，也是一位很重要的小说家，他写过两部志怪小说：《集灵记》和《冤魂志》（一作《还冤志》《还冤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写道：

    释氏辅教之书，《隋志》著录九家，在子部及史部，今惟颜之推《冤魂志》存，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而余则俱佚。遗文之可考见者，有宋刘义庆《宣验记》，齐王琰《冥祥记》，隋颜之推《集灵记》，侯白《旌异记》四种，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颜之推《集灵记》原有二十卷（《隋书·经籍志》）今已亡佚殆尽，鲁迅《古小说钩沉》仅辑得一则：

    王諿，琅邪人也，仕梁为南康王记室。亡后数年，妻子困于衣食。岁暮，諿见形，谓妇曰：“卿困乏衣食？”妻因与之酒，别而去。諿曰：“我若得财物，当以相寄。”后月，小女探得金指环一双。（《太平御览》卷七一八）

    这里完全没有提到经像报应之类，根据这一则，似乎还看不出《集灵记》乃释氏辅教之书，而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志怪小说；王諿其人是颜之推的琅邪老乡，大概确有这个传说，估计是王妻做过一个思念亡夫的梦，而不久女儿忽然翻出了一对指环；这传说也表明王諿其人虽死，而继续关心老婆孩子：这些同佛教都没有什么关系。佛教是不要老婆孩子这些拖累，专讲四大皆空的。至于《冤魂志》，则是典型的佛教小说。都是志怪，却分作两本来写，在颜之推也许本来就是有意加以区分的吧。

    《冤魂志》一书原本三卷，早已亡佚，后来出现过多种辑本，有《说郛》本、《唐宋丛书》本、《续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本、《四库全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诒经堂丛书》本等等，改题《还冤志》或《还冤记》，都只有三十几则。今人编《颜之推全集译注》（齐鲁书社2004年版），收录此书，即以《说郛》本为底本，校以另外几种辑本，基本没有什么进展。比较好的是罗国威先生重新辑录校注的新本（《〈冤魂志〉校注》，巴蜀书社2001年版），有六十多则，按故事的时代先后为序，逐则标明有关底本和校本，有详细注释，最为合用。可惜印数太少，有些读者很可能不容易见到。

    关于中古时代的著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大抵依靠明清时代的辑本，而许多这样的辑本并不是太好；那些辑本所依据的类书、古注等等今天都能看到，而且比较好的版本大抵有影印本，所以今天重新辑录中古著作的工作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明清时代的学者更好；只要方针对头，下一番苦功夫，是完全可以做出优于前人的新成果的。许逸民先生做《徐陵集校笺》（中华书局2008年版），在前言中介绍徐集现有之诸本，有一段重要的意见说：

    明钞本固有多出二张本的篇目，但辑录总量实则较二张本为少。仅此一点，即可说明徐集现有诸本，彼此篇目互有出入，多寡不等，任选其中某一版本，皆不能尽得现存全部作品。何况诸本无一不是辑采群书而成，已非第一手资料，鲁鱼亥豕，在所不免。当今若要为徐集作注，其首要任务，自然是以现有诸本为鉴，依据各篇诗文的原始出处，编辑全新之辑本。然后广校众书，逐一记录异文，审慎定夺是非，使新辑本同时成为全新之校本。

    这一意见具有普遍的意义，罗国威从事《冤魂志》的新辑校本，也正是这么做的。

    《冤魂志》是典型的释氏辅教之书，其中许多故事的主题都是所谓因果报应，一报还一报，丝毫不爽。如徐铁臼的故事云：

    宋东海徐某甲，前妻许氏，生一男，名铁臼，而许亡。某甲改娶陈氏。陈氏凶虐，志灭铁臼。陈氏产一男，生而呪之曰：“汝若不除铁臼，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铁杵，欲以杵捣铁臼也。于是捶打铁臼，备诸苦毒，饥不给食，寒不加絮。某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后妻恣意行其暴酷。铁臼竟以冻饿病杖而死，时年十六。亡后旬余，鬼忽还家，登陈床曰：“我铁臼也，实无片罪，横见残害。我母诉冤于天，今得天曹符，来取铁杵，并及汝身，当令铁杵疾病，与我遭苦时同。将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声如生时，家人宾客不见其形，皆闻其语。于是恒在屋梁上住。陈氏跪谢搏颊，为设祭奠。鬼云：“不须如此。饿令我死，岂是一餐所能对谢！”陈夜中窃语道之，鬼厉声曰：“何敢道我，今当断汝屋栋！”便闻锯声，屑亦随落，拉然有响，如栋实崩。举家出走，炳烛照之，亦了无异。鬼又骂铁杵曰：“汝既杀我，安住宅上，以为快也，当烧汝屋！”即见火然，烟焰大猛，内外狼狈。俄尔自灭，茅茨俨然，不见亏损。日日骂詈,时复歌云：“桃李花，严霜落奈何！桃李子，严霜早落已！”声甚伤切，似是自悼不得成长也。于时铁杵六岁，鬼至使病，体痛腹大，上气妨食。鬼屡打之，处处青黡，月余并母而死，鬼便寂然。

    晚娘虐待前妻之子的事比较常见，但这陈氏也太过分了，遂遭此报应。

    颜之推这部小说集虽以果报为中心，但也往往能够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如关于江陵士大夫的故事道：

    江陵陷时，有关内人梁元晖，俘获一士大夫，姓刘。此人先遭侯景丧乱，失其家口，唯余小男，始数岁。躬自担负，又值雪泥，不能前进。梁元晖监领入关，逼令弃儿。刘甚爱惜，以死为请。遂强夺取，掷之雪中，杖棰交下，驱蹙使去。刘乃步步回顾，号叫断绝。辛苦顿弊，加以悲伤，数日而死。死后，元晖日见刘伸手索儿，因此得病，虽复悔谢，来殊不已。元晖载病，到家而卒。

    江陵被西魏攻破后，许多士大夫被俘获入关，颇遭虐待，这里所说的是其中一个特别悲惨的事例。颜之推本人也是江陵沦陷时被俘获北去的，对当时的黑暗知道得很多，遂能有所揭露。另有较多关于冤魂复仇的故事涉及官吏的为非作歹、妄杀无辜，如《孙元弼》《太乐伎》《弘氏》《支法存》等篇，暴露了南北朝时期吏治的腐败，在非理性的框架内反映了某些社会现实。

    《冤魂志》诸篇文字清省，多有意味，要算是中古后期比较重要的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