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虎之亮与《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

    上海师范大学石立善教授主编的《日本十三经注疏文献集成》，其第一种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近日正式由中西书局影印出版。该书是《周礼》版本与校勘研究领域二十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成果，代表了汉籍东传后日本汉学家校勘整理中国古代经典的最高水准，堪称海外汉学界校勘研究中国经典的最高峰。该书的引进与出版，为我国当下的《周礼》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与借鉴。

    石立善教授撰写的《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景印再版序》，详细地论述了作者的生平、成书过程、内容、价值及贡献，为我们了解《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以下简称《校勘记》）提供了详实可靠的依据。加藤虎之亮（1879—1958）《校勘记》一书的学术特色及其局限，我们将通观十九世纪末及整个二十世纪《周礼》学的研究成绩后，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

    1899年，孙诒让《周礼正义》写定。《周礼正义》被视为清代《周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亦可以作为经学时代《周礼》研究的收官和殿军的作品。孙诒让娴熟地运用传统训诂的方法和技巧，以诸子文献作为《周礼》同时代的语言材料，将子、史部文献自觉全面地纳入对《周礼》的比较考察中，发扬了清代学术的优良传统，这是之前历代《周礼》研究所不及的。另一方面，孙诒让有意识地吸收了清代古文字学，尤其是《说文解字》研究的丰富成果，用于对《周礼》名物制度的考证。这种研究方法仍然被现代古典研究所继承和发扬。同时，孙诒让对《周礼》的认识仍停留在“周公致太平之迹”的水平上，认为重新研读《周礼》、阐释《周礼》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可以揣摩周公制作西周制度的初衷和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周礼正义》仍旧是一部经学著作，其所包涵的精神寄托不可能依靠其对文献本身的研究来实现。晚清以前的《周礼》研究充斥着类似的经学曲解，直接影响了《周礼》研究的进展和水平。迟至晚清，学术界对《周礼》的成书时间和文献性质仍然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甚至依旧有学者笃信《周礼》乃周公所作，或是认为出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伪作。

    民国以降，科学地整理古典逐步形成风气，历史地看待文献的形成过程成为主流，郭沫若、钱穆、杨向奎、顾颉刚、徐复观、金景芳、彭林、金春峰等对《周礼》的性质进行了探讨。《周礼》的成书时间和内容来源问题成为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1932年，钱穆发表《〈周官〉著作时代考》，文章虽然在具体的材料应用上并没有超过孙诒让的水平，但是在对待文献的眼光上，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经学的束缚，转而采用历史文献的态度，深入讨论了《周礼》一书的成书时间与内容性质。钱穆先生通过对《周礼》文本的分析，认为《周礼》一书乃战国成书的文献，名物制度多出于战国，这个结论为当时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由于钱穆先生限于自身的学术训练以及民国时代考古学、出土文献及古文字学的发展水平，《〈周官〉著作时代考》并没有充分利用考古材料与出土文献对《周礼》做出更进一步的分析，甚至没有做相关开创性的尝试，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同年发表的郭沫若《周官质疑》也持《周礼》成书于战国之说。1949年后，新的古典学范式尚未建立，而传统的经史研究又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杨向奎先生于1954年发表的《〈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年代》从社会思想和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周礼》的成书年代，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1991年出版的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则侧重于对《周礼》思想文化内涵的挖掘，而不是对文本本身及其内容来源的探讨，因此该书对《周礼》成书时代的结论也未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台湾方面，1979年徐复观发表了《〈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1987年侯家驹发表了《〈周礼〉研究》，1993年金春峰发表了《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这些著作基本都遵循了钱穆对历史文献的基本观念，能客观地讨论《周礼》的成书年代与文献性质。

    当代《周礼》研究在结合出土器物和文献方面发展尤为迅速，尤其是和金文铭文中职官的对比研究，杨筠如、张亚初、刘雨等做了较系统的梳理和讨论，《周礼》研究无论是从意识上还是从手法上，都进入了一个科学的或者说现代古典学的境地。《周礼》中所涉及的名物制度为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和器物所佐证，从而为进一步断定《周礼》的成书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战国竹书的出现，为我们理解战国时代的学派分合、图书传布提供了一个非常可靠的背景，可以从这个基础出发，重新理解战国学派互相影响吸收的过程和方式，从而对理解《周礼》的学术来源和学派分属形成一个新的视角。

    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的《周礼》研究史的粗略梳理来看，加藤虎之亮《校勘记》是部独一无二的《周礼》校勘学巨作，其学术定位在于尽可能地搜罗多的传世《周礼》版本加以校勘，对通过版本校勘可以确定的字、词、句等问题加以研究按断。据石立善教授《景印再版序》，加藤《校勘记》在对《周礼》经文、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六朝陆德明音义进行全面详细校勘研究之际，所用的《周礼》历代抄本、刻本与注本及相关文献多达一百九十三种，对现存各种版本及相关文献可谓网罗殆尽。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加藤虎之亮著述这部《校勘记》时，其学术眼光和方法早已与中日《周礼》学的前沿研究脱节，因此把《校勘记》视为旧式《周礼》校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应该并不为过。加藤虎之亮曾求学于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汉文科，师从汉学家三宅真轩（1950—1934），可以说加藤是日本旧式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精英。他的人生和著作始终与中国经典纠葛在一起，就如孙诒让所作《周官政要》，《校勘记》一书寄托了他作为一个日本知识人对东方世界、尤其是日本文化命运的深深忧思。他对中国典籍研读的初衷和最终为之做出的贡献，又犹如中日两国的现代命运，在碰撞与共生中最终走向了新的交融。

    加藤虎之亮《校勘记》的撰写工作穷三十余年之功，如此详尽地对《周礼》这部书加以校勘与研究，以当时的民国时代中国古典研究者的研究条件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而新中国建国后，古典研究更是一度跌入最低潮，也使得这项不可或阙的基础工作竟没有条件开展。跨入21世纪，当我们重新检视二十世纪古典研究的成果时，突然发现学术界必须要补上这个巨大的缺环，这正是加藤虎之亮《校勘记》的重大价值与示范性意义所在。

    石立善教授主编的《日本十三经注疏文献集成》将陆续推出江户时代至近现代日本汉学家关于《十三经注疏》的重要研究著作数十种，或影印原书并撰写详细的学术提要，或进行整理和点校。正如石教授在该丛书《总序》中所言：“文献之集，不容或缓，而是编之出，学者不惟晓然彼国学术之精粗得失，其于斯学亦必不无小补。”《日本十三经注疏文献集成》的编纂与研究，将为我们展现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经典研究之全貌，这是我国学术界非常需要且热切期待的一项重要而艰难的工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