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厚爱的金开诚先生

    最近我一直忙着再次增补《学林春秋》，提起这部书，我自然地又想起了金开诚先生，因为他对我的编辑工作帮助很大。我到中华书局工作后，最初负责编《书品》，后来又去创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他一直是这两个杂志的作者。我在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找到他，都会得到他的帮助，所以，我很信赖他。

    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有感于“哲人其萎”的严峻现实，提出“抢救文化”的编辑设想，第一步就是想先把八十岁以上的学术大师们的宝贵的治学经验抢救下来。于是我把这一想法向金先生做了说明，并把组稿名单草稿给他过目，请他提意见。他听了我的想法，看过组稿名单后（近五十位作者），对此极表赞成：你的这个想法太好了，真要能做成，可以说是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啊！听先生这么一说，我更激动了。这时他又说到：不过，我还是要给你泼点冷水，因为你的组稿对象是全国各地的学术界的老先生，他们不仅年事已高，又不是为你一人做事，要想在短期内拿到他们的稿子，困难啊！先生说的是实情，怕我对困难估计不足，别是三分钟的热情。

    可我当时毕竟年轻，真有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在完成编杂志的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以极大的热情和异乎寻常的干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原订计划，于199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学林春秋》，该书共收录了四十位老先生的治学经验。

    刚编好了这部书，我就有了新想法，又忙跑去向金先生汇报。我说：既然是抢救文化，而且是抢救我国的二十世纪的学术史资料，那么，八十岁以上的老先生的治学经验已基本抢救下来了，七十岁和六十岁以上的老先生的治学经验也应该及时抢救下来，因为马上就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对此，金先生在后来写的文章中这样说：“我认为编这部书很有意义，但难度很大，可能完不成。无论是八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上的人，你去征稿总会有人应约交稿；但此书的特点和价值在于一个‘全’字，而由于种种原因，所约稿件全部到手是不大可能的；结果很可能挂一漏万，到那时你便进退两难了。”

    这些话先生当时没说，我是后来读到文章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来的这么大的决心和干劲。总之，历尽千辛万苦，我在1999年年底出版了六卷本的《学林春秋》，又于2000年3月推出了三卷本的《学林往事》。当我把这九部大书送到先生的桌上时，他那喜悦和惊诧的表情，我至今难忘。

    2001年我在为季羡林先生编辑出版了他的新书《千禧文存》后,我想干脆主编一套丛书，请一些老先生每人写一本。其实这也是在做“抢救”工作。这个想法先是得到了季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不仅应诺以后每年给我们写一部新书，还为丛书写来了“总序”。当我把这一想法报告给金先生时，他当即表示支持，并身体力行，说要交我一部稿子。这就是后来编入第一辑的《文化古今谈》。但当时这部丛书的名字我还没有想好，于是我又去请教先生。过了两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我仔细想过了，就叫‘名家心语’吧。”这就是这套丛书名称的由来。

    通过上面两件事，可以看出先生对我的厚爱。2008年，先生竟溘然长逝，我当时尚在香港工作，听说后哀痛不已。如今八年过去了，这期间，我每有想法，自然就会想起他老人家。他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