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加荣：时代风云的瞭望者

    近接报社邓加荣老师寄来的《邓加荣新闻作品选》，六个系列中，他自认为“重头戏”的第一个系列30篇报道，26篇是人物或写作人物的背景；另几个系列中人物报道也占不少比例。毫无疑问，邓老是光明日报写人物的高手。

    退休之后翻阅上世纪80年代光明日报的报纸，发现一大奇观：人物报道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发表的频率之密，让人惊诧。仅以1983年为例，全年的人物报道600多篇，其中一版头条更是高达120篇，每3天就有一篇人物报道上头条。80年代本报的人物报道是光明日报报业史上最辉煌的阶段。究其原因，除报社重视外，还因为报社有一大批如陈禹山、张天来、樊云芳等写人物的高手，邓加荣便是其中出色的一个。

    《邓加荣新闻作品选》中的大部分人物报道我都已在最近翻阅七八十年代的报纸时读到过，这些报道即使今天读来仍令人振奋。在改革开放大幕初开，政治气候乍暖还寒时节，邓加荣以其敏锐的视觉，过人的胆识，敢于冲破阻力的勇气，采写了大量人物报道。他是春江水暖时最先感知时序变更的那只鸭子，是社会航船上观察暗礁的瞭望者，是新生事物遭受打击时勇于挺身而出的仗义者，是冲破重重阻力率先为马寅初、孙冶方等专家平反而呼喊的正直的媒体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那段时间是邓加荣记者生涯最辉煌的阶段，他采写的马寅初、孙冶方、李谷一、陈翰笙、薛暮桥、林巧稚等一篇篇人物报道曾引起一次次轰动。一如他在《序言》中说的，这些报道“在社会反响较大，也产生过强烈的社会效应，至今在电视和报刊上还有反响和议论，有的收入到大学语文教科书中，有的收入到中学语文教科书中”。

    追寻邓加荣报道的历史足迹可发现，刊发这些报道，邓老是冒着巨大风险和压力，需要极大的勇气才完成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的时代航船在“文革”巨大的惯性中前行，“两个凡是”的禁锢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乍暖还寒时节，光明日报冲破重重阻力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继而，平反冤假错案在艰难地推进。就是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邓老和光明日报的同事以媒体人的勇气，援笔采写了一批为蒙受冤屈的知识分子平反的人物报道，影响至巨，意义深远。

    有关马寅初的报道是邓加荣职业生涯中辉煌的一页。马寅初从上世纪50年代末因新人口论受到批判和围剿，1959年和1961年，中国的媒体两度发动对马寅初的批判，粗暴的大批判文章深深地伤害了这位学者。但他决不向谬误和权力低头，他宣称“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蒙冤受屈近20年，粉碎四人帮近3年，马寅初还没有得到平反。邓加荣站出来了，受总编辑杨西光指派，他率先于中央其他媒体前去采访，刊发了为马老呼吁的报道，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推动了中央为马老平反的进程。报道刊出一个月后，马寅初正式平反。

    一次邂逅，他遇见了“党内难得的意志坚强的好同志”孙冶方。当他获知这位刚结束7年牢狱之灾，政治上还是“妾身未分明”的经济学家的事迹时，他敏锐地看到了这个专家身上重大的新闻价值——孙冶方在狱中历时7年，腹稿进行85次的修改，完成的30万字的腹稿《社会主义经济学》就镌刻在他的记忆中，哪朝哪代，有那个学者是用如此特异的方式书写利国利民的专著的？邓加荣在激情澎湃中完成采访，在泪水奔涌的感动中完成稿件，《有这样一位经济学家》以几乎整版的篇幅刊出，马上引起轰动，还被新华文摘转载，邓加荣也因此成为最早报道孙冶方的党报记者。

    春江水暖，记者是最先感知时序变迁的人。当李谷一因为采用气声演唱探索演唱新风格而受到猛烈抨击时，邓加荣站出来，写出了长篇报道《李谷一与乡恋》，理直气壮地支持她的创新与探索，给了李谷一前进的勇气和动力，李谷一终于坚持下来，获得成功。

    光明日报记者不乏大家、名家，而邓加荣的高产，却无人堪与比肩。去年夏日，我去他家拜访。走进书房，满架都是他写的书，这使我大为震惊。著作等身，邓加荣当之无愧，他已经出版的人物传记、小说、电视剧、红学研究专著等竟有六七十部之多。更使我感动的是，已是耄耋之年的他，退休20多年仍笔耕不辍，一部部地出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邓老可敬可佩！

    但邓加荣的底色首先仍是新闻记者，无论是报告文学作家、剧作家、传记作家还是红学家，其立足点都因为他是记者。因为是记者，他才有机会接触那么多的名人，才有可能涉猎广泛，才可能深入那么多领域，才有可能在采访的基础上进一步深掘采访内容，敷衍成书。一如同样善写人物的光明日报名记者梁衡说的，“一块肉要多做几个菜”。为抢救马寅初的智慧财富，他在报纸报道马老之后乘胜追击，与时间赛跑，深入采访，完成了马老的人物传记《马寅初传》。同样情况，他还写了《孙冶方传》《杨西光传》等十多部传记。

    我与邓老接触不多，但对他乐于拔擢和扶持年轻记者的做法使我受惠良多。上世纪90年代初，他出任新闻研究所所长时为一些年轻记者举办新闻作品研讨会，我亦首次恩惠。这一做法意在帮助年轻记者总结经验，更好地发展。他为我举办的新闻作品研讨会是我职业生涯中加油鼓劲的中途驿站，使我能及时梳理思路，调整方向继续前进。

    而今我也已步入花甲之年，退休生活怎么过？邓老便是我的标杆和方向。他那老当益壮、退而不休的拼搏精神是我学习的榜样。当人生进入晚景时还须努力，在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仍要发挥余热，奉献自己最后的一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