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慢腾腾的文学理由

    在中国儿童文学里，从八十年代初走到现在，我是其中的一个。在世界的儿童文学里，从八十年代走到现在的那有多少啊，所以走到现在只不过是走到现在而已。

    在中国儿童文学里，我是一个典型的慢腾腾的写作者。慢腾腾地写小说，写散文，偶尔也写一首诗，我读诗给中国儿童听，也读给法国诗人、美国诗人、匈牙利诗人听，外国诗人听不懂，但是他们说，原来中国的汉语这么好听，于是我可以快活很多天，甚至好几年，我的文学生活的确过得比较bourgeois（布尔如瓦）小资产阶级。我喜欢自己在文学里从容一点，雅致一点，写给儿童的文学也要有一些香水味道，要有十足的诗性味道，不可以是缝缝补补的，不要披头散发，人类的儿童文学通过西方有教养的优雅女性们的浪漫沙龙而得以向社会扩散，她们看中的正是这种文学的天然母乳般的颜色可以让所有的生命儿童、生命人有鲜红的流淌和成长，儿童文学在本质上是希望平民的孩子都获拥贵族的气质和举止，所以儿童文学总是那么陶醉灰姑娘模式，贵族的概念在这儿不是指有钱人和他们的富有门第。

    当然我是走不到这个境界的，正如我八十年代写出的小说《走在路上》，我只是走在路上。感谢朱自强几乎是第一个用真正文学评论的方式赞赏我的《走在路上》，正如曹文轩所说，在中国的儿童文学里，获得一个真正暖和而又有美学性的文学评价，而不是信口开河，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盼望，所以我珍惜至今。那样一个短短的小说，三十几年过去，如今的确已经被广泛喜欢，老师们用它来作为文学课堂里的阅读教材，每当我看见和听见的时候，心里便会十分平和地想，一个写文学的人，他有一篇、几篇、一本、几本小说和童话，能有这般的机会，那么你的文学小田野、你的生命大心情，就算是有了金黄一片，你的心里为什么还要有破破烂烂的不平，一个辛勤的种麦人、种稻者，每年都种出一大片的金黄，可是被金黄养活着的人们谁知道他们的名字呢，而我们这些那么喜欢别人称我们著名作家的人，别人不知道我是谁，我还说别人没有文化，那么我算是有文化吗？我们把母乳般的文学给儿童，自己的心里要多一点鲜红。所以我只想慢腾腾地种出一小片的金黄，我绝没有兴趣看见自己文字里的慌慌忙忙和邋里邋遢，我不喜欢在文学里披头散发。当然，我佩服、欣赏别人优良的飞快，我知道，只要能飞快地优良，那一定是因为有十足的天分，我仰着头看他们在天空的闪耀，不过我看见的很少。

    八十年代我的一批像《走在路上》这样的小说出现的时候，我听见这样的爽快的批评：“你写的这些小说谁看得懂，你走得太快了！”那是在我迄今为止唯一的那次研讨会上听见的，几个人参加，几个人发言，马马虎虎地结束。但是我没有听这爽快的话，我仍旧只按自己的文学感觉、文学意识走，我八十年代已经特别清楚地懂了，写给儿童读的文学，叙事式不是只有一种，思想和情感也不是必须浅白，每个作家，如果他对文学，对儿童读者的思维蒙太奇和发展心理有足够的研习，希望通过文学的阅读来建设他们的新阅读能力，而不是只将就他们的今天能力，那么他们写出的故事和意味是可以领先和领跑的。安徒生童话是非是基本分明的，可是林格伦童话却经常好像是非不分明，但是她领跑了瑞典之后，皮皮和埃米尔也就成了世界儿童阅读口味的领跑者。埃米尔把他的妹妹安全地升上了旗杆，林格伦也把世界童话升上了新旗杆，顽童原来也是生命的旗帜，埃米尔当上了社区委员会主席，皮皮也是女权主义主席。

    我们都只是安徒生和林格伦的研究生。他们让我分外器重自己的趣味、语词、句子和诗性的着落点，再说，我有自己的天性母乳和审美记忆，我只能走在我的路上，如同你只能走在你的路上。我们不要简单合拢了。合拢不是文学的团结，合拢了文学就平庸了。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儿童阅读的书架上应该有真琳琅。

    我们习惯了说，探索的写作是文学八十年代的事件和气象。而我很清楚地看见，文学八十年代的探索是拉在横幅上的游行式进行，更自然地一个人式的探索进行却从来没有停下。只要有真正的文学存在，怎么可能就此平庸地篇复一篇，本复一本，年复一年！我是从未自甘平庸地复制昨天，我慢腾腾慢腾腾地也是因为以我这样的根本不属天才的人一快就又会跳起旧舞蹈了。所以我慢腾腾地写发生在1959年的《麻雀》，写1966年进行的《押送》《借车》《抄家》，写我把爷爷的照片偷偷撕掉扔进马桶，写我借黄鱼车到人民广场去热烈欢呼最高指示发表，一直借到棺材店才借到车。我在儿童文学里第一个写出那个消灭麻雀的中国故事，于是我的这个故事就不能被送到法兰克福去展览，于是我问自己，你说要不要继续写呢？未来美好的中国需要不需要我们继续写？和文学是不能赌气的，否则文学会起诉我们。

    曹文轩做得很准时的一件事是，他刚刚在意大利被授予了安徒生的荣誉，回来就不动声色地出版《蜻蜓眼》，他很久之前的寓言式的《古堡》，后来的可以供养他大半生富裕日子的《草房子》，今天的这个文革《蜻蜓眼》，他的哪一步里没有很努力的试探呢？那个没有一根头发的秃鹤想演一个戏里的角色，写一张申请的纸条给老师：“蒋老师，我可以试一试吗？”这实在是一首新《丑小鸭》之歌和《癞蛤蟆》之歌，《丑小鸭》和《赖蛤蟆》都是安徒生的大名篇，被安徒生的荣誉握过手的曹文轩，坐在他的那个北京窗口，虽然心里弥漫的总是那乡下的稻草味，河流味，苏北口音的顺口溜味，但是他一直在问他的文学蒋老师：“蒋老师，我可以试一试吗？”文学写作，你不应该永远地试一试吗？

    年轻的韩寒在他的那首蛮好听的电影歌曲里唱道：“徘徊着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我们难道可以不走吗？我们停下了那么我们是优秀的文学家吗？

    我四岁的时候，我的大妹妹一岁。外祖母抱着她，牵着我，去长江边上乡下玩。我们在上海的十六铺码头上船，二十几个小时的那个时候的轮船和航程，我可爱的妹妹竟然被急性肺炎拿去了生命。几十年里，我总是想着我的穿着蓝裙子的妹妹，觉得她跟在我的身后，走在我的四周。那完全是一种非常确定和真实的情感恍惚。有一年夏天，我去一个美丽的岛上讲学，晚上，从我住的平房酒店出来，到不近处的咖啡馆去喝咖啡，突然，一只黑色的流浪小狗从路边的树丛里窜出来，跟在我的身后，走在我的边上，跑到我的前面。它不时地看看我，又兴奋，又不安，好像担心我会突然不见。到了咖啡馆，我就进去了，小狗停在了台阶的下面。几乎过了两个小时，我从咖啡馆出来，它竟然仍旧趴在台阶前，看见我，立即又跟着，后面，旁边，前面，又兴奋又不安地看着我担心我会突然不见，一直跟着我陪着我到了酒店。我进了房间，它站在走廊上，我拉上窗帘的时候还看看它。第二天一早，我要走了，拉开房门，看见它还趴在门口。我蹲下身，摸摸它，它小心又有些害羞地抬起头，它的漂亮的眼睛里竟然有很多泪水。我把它抱起来，一只流浪的黑色小狗，身体不是那么干净的，我看着她的眼睛，我觉得好熟悉啊，我突然就觉得，它是我的那个一岁时离开我的妹妹。她离开的时候没有说：“哥哥，再见。”她现在看着我，也只是眼泪汪汪。这是一个真实的情节，也是我的确定的情感恍惚，我抱着它回到房间，在沙发上坐了很久。它趴在我的腿上，头缩在我的怀里，身体微微颤抖。我无法带它回家，只能把它放在走廊里，它跟着我走到门口的大巴前，我上了车，它闪进了路边的树林。我无比忧伤和沮丧地想念这个相遇，我写出了小说《蓝裙子》。读得懂的儿童和成人泪流满面，读不懂的儿童和成人问我人怎么可能变成一只小狗？就像总有人问，你写的那个小说《麻雀》，麻雀怎么会说话？小说里的麻雀不是不可以说话的吗？一个文学奖的评委们说，一个死去的妹妹，怎么可能经常跟在她哥哥的身后，又怎么可能变成小狗，不合理。

    请问，我需要解释吗？我可以怎么解释呢？我是不是绝对不能停下我的这样的写作呢？“徘徊着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我只能继续写，我没有兴趣写一个一点儿疑问也不会遇到的文学，徘徊着在路上的，如果不走，那又怎么“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这也是那部年轻电影里唱的。

    再过三十年，如果还有一个今天这样的井冈山会或者庐山会，我是一定不可能在现场的。那时，如果会场的门口有一只小狗趴着或者站着，那么它很可能是我，请今天在场的很年轻的参加者，告诉一下其他更年轻的参加者：他是梅子涵，他站在门口只是想听一听中国的儿童文学现在怎样了，请不要让他离开，因为他为这个文学慢腾腾地努力过，他写出过自己金黄的名篇。我在门口听一会儿，然后会转过身慢腾腾地离去的，那时，是真正的慢腾腾了。文学是不会离去的，那么我们写下过的金黄也许会留在文学里，仔细看一看书架，我们都站在那儿。

    祝福中国的儿童文学。祝福所有的为儿童写作的文学家。祝福我自己以后继续的慢腾腾。我的田野不会长出草的。

    （本文为梅子涵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