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儿童文学需要新的标准与理论

    30年前，以张秋林为首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策划了一次注定要写进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会议——庐山会议。当时一群儿童文学的精英分子聚集于庐山，以疑虑甚至不满的目光回望曾经的中国儿童文学，表现出了一种要开创中国儿童文学新历史的强烈愿望。那是一个激情四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又满怀憧憬的会议，中国儿童文学开始它的新时代无疑与这次会议有关。30年过去了，中国儿童文学取得了令人欣喜、使人振奋的长足发展。以曹文轩先生荣获国际安徒生奖为标志，中国儿童文学让世界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回望来时路，历历有印痕，览之多感慨，温故而知新。 2016年10月28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再次召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代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会师井冈山，以“儿童文学的潮流”为主旨研讨，将视点聚焦儿童文学的潮流，追索儿童文学的永恒之道。

 

    一、奠定基础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

 

    井冈山会议是对30年前的庐山会议的纪念，几乎所有的作家、批评家都回顾了庐山会议，并阐释了这一会议对后来中国儿童文学的深刻影响，大家对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张秋林先生，以及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中国儿童文学在80年代中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种原因。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儿童，无疑走过一段弯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20多年的时间里，儿童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一样，被降低为一枚政治的棋子，被纳入了意识形态的框架，赋予了它若干政治的道德的责任，唯独不给文学性、艺术性位置。中国的儿童文学脱离了文学的正当道路，并且渐行渐远，直至几乎完全迷失本性。

 

    庐山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急需拨乱反正的语境中及时召开的，会议的倾向性十分明显：与此前的中国儿童文学切割与疏离。事实上，这种切割与疏离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已经开始了，收在《新潮儿童文学丛书》中的与此前儿童文学明显不一样的作品，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庐山会议使得一切趋向理性与坚定。

 

    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儿童文学为后面的中国儿童文学不仅打开了通道，也为后来的儿童文学作家创作创造了良好环境，还为后来的儿童文学作家提供了许多值得他们借鉴的气质与精神。比如，对文学的坚定——立场上的坚定、职业上的坚定；再比如，他们心心相印携手前进的精神同盟——“命运共同体”的形象，给后来的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确立的文学路线与文学方向，其有效性被后来的作家广泛认同。

 

    二、要对儿童文学标准进行调整，补充与丰富

 

    30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曾经拥有并一直坚定依循的价值观因为科学技术出人意料地发展而发生了变化。如同人类社会的以往历史总是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一样，今天的世界受科学技术的影响则更加广泛而深刻。互联网大大改变了人际关系，一套新的行为原则，已经被广泛接受。虽然人类并不十分情愿，但它对人类的制约与重塑是无法抵抗的。加之以前一大批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已纷纷改弦更张，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怀抱，整个世界的商业化发展已到极致。商业化原则影响了人类社会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动摇了曾经的根基、标准与取向。

 

    我们无法改变这个键盘时代，我们能做的，除了抵抗，还有顺从。中国儿童文学在这一语境中，事实上已与8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之间产生了距离，并有若干新的状况开始呈现。从前沿用百年的文学标准，在面对今天的儿童文学生态时，出现了失语状态，或勉强强硬的使用旧有文学标准而造成张冠李戴的“错位”。这样的状况使得非经典的文学创作被“经典化”，而真正的经典化写作却受到了伤害。对今日之儿童文学的评价，显然需要新的理论：建立儿童文化产业的理论、建立通俗儿童文学理论、建立语文教育儿童文学标准等已成当务之急。分化期使中国儿童文学传统理论陷入尴尬处境，我们必须产生新的儿童文学标准与之对应。

 

    三、我们需要足够的写作智慧

 

    怎样书写童年，再一次被提出。中国儿童文学在整体上，与世界最优秀的儿童文学还有着明显的差距。我们缺少有足够写作智慧的作品。儿童经验的发现与书写都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丰富的儿童经验资源事实上并未得到开发。我们的儿童文学大多游离于这些资源之外，偶然选择了这些资源的作品，又似乎缺少使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手段与技巧。

 

    中国儿童文学需要重新面对经典，悉心领会它们的精髓与妙处。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发现我们的写作资源，并别具一格地完美地使用这些资源。

 

    当然，我们同样也面临着另一个问题：中国儿童文学如何将西方儿童文学作为自己的参照。这里牵涉到了文学标准的话语权问题。一连串的命题有待于我们破解。有西方儿童文学与东方儿童文学之区别吗？各自的重心、特点在哪里？我们是否也有建立自己文学标准的可能性？合法性？东西方儿童文学这两种形态的文学是否存在最底部的共同标准？所有这些复杂的命题都在等待我们的思考与答案。但无论是何种情况，写作智慧都是我们所有儿童文学作家应当向往的。“更为自由地处理生活经验，轻盈地飞翔起来”，无疑是我们要追求的完美的写作境界。

 

    四、中国儿童文学需要贵族气息

 

    由于文化取向、物质基础等原因，中国无论是文学还是政治，都是倾向于贫民的——贫民的精神、贫民的境界和贫民的趣味。也许中国就从未形成贵族这个阶层。那些一夜之间暴发的暴发户，十有八九也就是土财主。进入二十世纪50年代之后，贫民取向依然没有改变，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体系化、固定化。一切都以俗为取向，雅成为冷淡、漠视乃至反对的境界。几十年时间里，土里土气，反而成为美德，而一切雅致的行为都被冠以“小资产阶级情调”而被挤压。

 

    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有若干区别，而其中一个重要区别是，我们始终将贫民美学作为我们的选择，而西方文学则始终将贵族文学美学作为他们的选择。这一点，我们在阅读西方文学作品时，无时无刻地不感觉到。尼采并非出生于贵族，但他在骨子里，依然是一个贵族。梅子涵在这里谈论贫民与贵族时，显然不是在阶级意味上说的。他说，让我们在这一个贫民孩子的故事里获得一点贵族气质，是指一种情调，一种美学。

 

    中国的儿童文学，如同中国文学一样，需要一种贵族情调，需要一种贵族美学，这是一个我们不常提起的话题——不是不常提起，而是不曾提起。我们似乎到了提起这一话题的时刻了。我们无论是从民族、国家利益、前途的高度来讲，还是从文学的品质而言，强调这一点都是到时候了。我们应当有雅致的文学，有优美的情调。中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小王子”——不是“小王子”，而是一种贵族气质。

    五、快与慢的思考

 

    滚滚的商业化浪潮，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为被鞭子赶得到处乱跑的羊群。我们无法停顿下来，一个个“慌慌张张、披头散发”。在中国儿童文学里，这一形象已成为最常见的形象。无比广阔的童书市场，各家出版社利润指标的不断提高，加之出版的门槛已经低到泥土里，我们在拼命地写作，单本书甚至不再成为主流，而是成套成套的书成为主要模式。类型化的写作成为写作的主流，类型化又衰败为同质化。如此情景中，如何提供一个“慢吞吞的写作者”的形象也许是非常有意义的。

 

    “粗制滥造”，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难道还没有到喝令自己停下来、慢慢走的时候吗？我们要不要对那个快速如飞的影子喊一声：慢点走，等一等你的灵魂。

 

    六、“朝向童真”应成为儿童文学作家的基本姿态

 

    不少作家在发言中都透露出这样的意思：我们的文字被太多的思想、太多的道德绑架了，儿童文学已到了不能承受之重的极限。我们在追求深刻，追求其他各种维度的时候，却离儿童文学最重要的品质——童真，越来越远。

 

    现在，我们需要得以解放，需要放松自己。现在要做的，不是一味向上，而是向下——更准确地说，回到儿童，回到童真。

 

    童真是儿童文学的特征、本质，是区别于一般文学最重要的标志。所谓的儿童文学，主要是以童真作为指认的标识的。

 

    如果说，我们的儿童文学与西方儿童文学有什么区别的话，大概就在于我们的作品离童真远了一些，我们赋予儿童文学的可能过于沉重了，我们思考的问题可能太重了。

 

    其实，童真背后可解读的意义一样是丰富的。并且，童真的存在，才使我们的作品获得了与广大少年儿童读者的对接点。浑然天成的童趣，当被看成是儿童文学的最高境界，至少是最高境界之一。

 

    七、独特使我们的存在成为可能

 

    许多作家朋友在发言中，都提到了当下中国儿童文学面临的一大困局，这便是彼此模仿，形象相似，声音相似。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我们各自缺乏足够的原创力。儿童文学的雷同现象已经很严重了，但却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这个市场实在太广阔了，广阔到更不在乎作品的雷同，甚至高度雷同。今天，几乎是彻底模仿的作品，也一样卖得盆满钵满。因为，没有任何人告诉这些没有判断力的读者，他们是近乎抄袭的雷同。

 

    我们与会者，都在期盼我们的儿童文学的“原始林”，而从内心拒绝“人造林”。“我只能走在我的路上，每朵花都须是独特的、唯一的”。

 

    当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下去：独特性的丧失，其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个人经验看作是写作的资源吗？是因为我们知识的局限性从而导致了雷同吗？对独特性、唯一性的单纯呼唤，就能呼唤到独特性、唯一性吗？

 

    八、想象力与记忆力一个也不可或缺

 

    在30年时间里，我们在想象与记忆力两者之间的选择，一直处于此起彼落的状态。当年的三清山会议，提出“大幻想”文学的概念，前提是因为在此之前若干年，我们的儿童文学一直在所谓的现实主义的情景中徘徊。我们的想象力被打压到零点。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的儿童文学是匍匐而行的，始终无法坐到轻盈地飞翔，而作为一种文学门类的幻想文学，则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大门之外。所以，那个会议，于中国儿童文学而言是一个“救国救民”的会议。

 

    但这么多年，我们又发现，当大幻想文学铺天盖地之时，写实类的儿童文学则处在了没落状态。因此，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记忆力——对现实的记忆，对历史的记忆，是否是一种比想象力更重要的东西？是否在今日，包括幻想文学在内的儿童文学需要更多强调的是记忆力呢？薛涛从幻想到现实的转移，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语境中，是否是一个具有启示性的姿态呢？

 

    九、中国儿童文学的今天，不只是中国儿童文学自身努力的结果

 

    我们一直在谈论儿童文学自身，仿佛只要它自身强大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从此，中国的儿童文学就可以大行其道。一个国家——至少是中国，这个国家，儿童文学昌盛天下，除了自身的力量，还必须有来自于其他的力量，比如国家的力量，比如出版家、出版社的力量。事实上，中国儿童文学拥有今天的好日子，是离不开二十一世纪这样的出版社的，是离不开张秋林这样远见卓识，为儿童文学事业不惜一切的出版人的。离开这些出版社，离开张秋林这样的出版人，今天我们可能坐在这里吗？我们应当对这些出版社、出版人感恩戴德。还有，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儿童文学领域的组织者们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束沛德先生、高洪波先生等，他们以宽大的胸怀，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无私地奉献于中国的儿童文学。我们还能记得清楚他们组织了多少会议吗？我们还能记得清楚他们组织并参加了多少次作品研讨会吗？他们不怀偏见，广纳百川。还有中国的儿童文学批评家们，他们一直在引领中国的儿童文学，一直为中国儿童文学焦虑，一直为中国儿童文学鼓与呼。没有他们，怎会有今天的中国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同仁应当知道感恩。

    十、年轻人是中国儿童文学希望之所在

 

    一天的会议下来了，让我们感到无比欣慰的是，我们有着一批出色的、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与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不一样，他们更具自由主义精神，他们更愿意走在属于他们自己的道路上。他们虽然不愿意聚集在一面文学的旗帜之下，但他们期望自己的作品达到文学艺术最高境界的意向却是一致的。

 

    井冈山会议表明：我们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完全有能力创造出并奉献给成千上万的孩子“母乳般的儿童文学”。

 

    （本文为曹文轩总结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