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后裔在美国
由于地域的关系，海外华人的晚年生活，我们了解得比较少。海外华人名家后裔的生活更是知之甚少。如今他们中不少人已经陆续进入老年行列。他们每天是怎样生活的？本文作者与很多名家后代交往十几年，去年有机会直接去美国拜访梁实秋女儿梁文蔷、罗家伦女儿罗久芳、浦薛凤女儿浦丽琳、汪宝瑄女儿汪珏，写下了近距离接触的体会。
（详见5版）
30年发展所凭者何
解密“广西师大模式”
11月18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30周年。从“内涵发展、自我裂变”的跨地域拓展模式，到首家地方大学出版集团的宣告成立，从探索产品品牌向文化品牌过渡的建设道路，再到构建以品牌出版优势为核心竞争力、以优质出版资源为发展中心的多业态文化服务，即“出版3.0”模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可谓“双效统一、出版升级”的业界典范。30年1.7万种图书，每年上千种新书出版和重印，在全国580多家出版社世界影响力排名中列第12位，总体经济规模在全国大学出版社中排名第10位，从一家地处小城桂林，人才和地域均不占优，背靠的广西师范大学也没有可以让出版社强势发展的学术文化资源的初创社，发展成为年销售码洋9个多亿、思想文化学术出版领域的旗帜出版社，广西师大社所凭者何？
（详见6版）
对“汉学主义”理论的一点看法
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思想和学术传统的形成，本身即是文化冲撞和文化交融的产物。域外文化如此，中国文化亦不例外。而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当代诠释早已成为一项“跨文化”的事业。这一跨文化的问题意识与视野，赋予思想对话以新的可能，而中国文化的思想潜能借由这种对话不断得以开显。当然，交流和对话的过程总是伴随着误读、异化，不过，理论的“旅行”、主体的“游移”却是生发性的——就此而言，“误读”和“异化”仍然是有意义的。“汉学主义”提出者对这一层道理其实并不隔膜，然而，他们寄望于通过“汉学主义”这一面目模糊、歧义重重的提法，来为中国思想和学术研究端本清源，似乎徒增名相之累，而全无实际建功。
（详见10版）
透视人文学术研究的“边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环境虽然比以前宽松了很多，但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各种带有强烈功利色彩的“弦箭文章”仍然没有绝迹，只不过听从使唤的“主子”换成了名声或金钱。比如，随着旅游业的勃兴，“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蔚然成风，各地纷纷“争抢”文化名人或文化遗产。为配合这种“争抢”，地方不惜花重金征求并刊布有利于自己的“造势”文章，其中不乏学界名人撰写的荒唐、“雷人”之文。这些，说到底都是为稻粱谋的“伪学术”。人文学术及其研究一旦丧失了存在的独立品格，沦为婢女或工具，也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价值和功能，从长远来看，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灾难。这是历史昭示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详见15版）
谢冕：这个现状能满意吗？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我写了《在新的崛起面前》——也没多少了不起。我有切实体会，觉得诗歌不能那么下去，否则没有前途。我看了年轻人的诗歌，满心欢喜。我知道这是诗歌的希望。诗歌的泰斗人物，包括艾青、臧克家、绿原都反对，但我是按自己的感觉说话，认为应该写这样的文章。这也和北大有关，本来讲究学术的独立，不受任何影响。有多大胆量我不敢说，但判断肯定有的。朦胧诗从地下发展到表面，很多人认为是古怪诗。我也是不赞成诗不让人懂的，但我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谈不太懂。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即使是不好的艺术，也应当允许探索。风潮过去后，大家都说朦胧诗是好的，而且朦胧诗推动了我们现在诗歌的发展，改变了原来诗歌的格局。
（详见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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