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鲁桂珍以及他们的爱情

    1982年1月，我应英国剑桥大学物理系之聘，前往卡文迪希实验室开始了为期三年半的工作。其时大陆刚刚开放，国内开始派遣代表团出访。从部级省级到市级，从教育、经贸到政治的各类出访团来英国后，一般都会访问牛津和剑桥，而剑桥李约瑟的东亚研究所更是他们朝圣的必到之处。即便是剑桥的留学生，李约瑟博士并不容易见。党支部和同学会委派我去为访问团做业余翻译，于是我就有了许多机会见到李约瑟。

    见到李约瑟时，他已是84岁的老人了，但是依然十分勤奋。他每天都来东亚研究所上班。研究所就是一栋较大的多房间的住房。那时他正在筹建研究所的新楼，办公室中央，放着新楼的模型。每当有来访者，他都亲自为讲解这座新楼的意义和经费问题，希望大家赞助。

    李约瑟接待来访者都是下午3点，英国下午茶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小时，可以看出他惜时如金。因为代表团成员都是官员，不熟悉中国科学史，几乎全是礼节性拜访，出口都是套话，“李约瑟博士，我们非常高兴能到你这里访问”，“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非常感谢你对中国科学史研究所做的贡献”。这三句套话说完，就没话可说了。接着，李约瑟开始介绍他的新楼，寻求赞助。这些代表团成员面面相觑，对我说，“小胡，我们没有钱，这种专款是要上面批的”。我明白，时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百废待兴，根本不可能有这笔款项。我向李约瑟说明情况，他有些沮丧。

    以后再来代表团，他就不亲力而为了，让我代劳作介绍，但就这样，他还不死心，每回都会偷偷地问我，这个代表团有没有可能赞助一些？我实在不忍心看到老人失望的样子，总安慰他说，我跟他们说了，回去后向领导反映，希望他们重视，并尽快给予答复。当然都如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有时我去，他也会告诉我，香港的某某某，日本的某某某，给了捐助，高兴得像小孩一样，笑开了花。

    1986年9月，我离开剑桥的两年后，新楼主体建筑封顶。我看了照片，建筑比较简陋，和原来的模型相差甚远，其他辅助设施根本没有落成，显然是资金不足。一个外国人，花费了50多年的毕生精力，研究中国科学史，拔高了中国在世界科学史领域的地位，而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却没有人关心这位老人，完成他的夙愿。想到他的研究所里珍藏的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实在是惭愧，汗颜啊！

    李约瑟一年到头穿着一件赭黄色的很旧的平绒西装，生活极其简朴，他从不在乎自己的穿着打扮，专心做研究，满脑子的问题。每回我陪同代表团去，正值下午茶时，他都会颤颤巍巍地端一个圆盘子，上面放着两杯茶，几片饼干。一杯茶给我，一杯是他自己的，这是他对我的特别礼遇。其余的代表团成员都是自己去倒热水，放茶袋。无论多么高规格的代表团，在他这儿都一视同仁。坐在极其简单的会客室里，一张折叠桌子，几把椅子，坐着聊聊天，他轻易不让这些人进入研究室内部，省得干扰他人工作。

    我们常来常往，逐渐成了忘年交。一见面，就非常开心，照例握手，开场白后，就是天南地北地聊天，说到高兴处，他会仰天大笑，他那张生动的娃娃脸，童心未泯的样子令人难忘。在一旁就坐的代表团员们，清一色的灰西装，黑西装，板着脸，堆起有些尴尬的笑容，似乎是敬陪“冷座”。时间一到，李博士起身说道：“Tea timeisover,bye!”（下午茶结束了，再见！），挥挥手，径直回他的办公室去了。官员们鱼贯而出，登上使馆派来的汽车回伦敦去。我骑上花了10英镑买来的蓝翎凤头自行车回系里。

    我们夫妇二人曾受到他特别礼遇，亲自陪同，深入他的研究所参观。见到大量的珍藏多年的线装书，其中不乏罕见的孤本，收集中国古代的地图更是他的癖好。看到他毕生的收藏，对中国文化和科学的痴迷，我们真是感慨万千。

    值得一提的是，李约瑟博士最初研究的并非科学史，他是胚胎学的鼻祖，和他的夫人多萝西是英国皇家学会历史上的首对夫妻会员。1937年，他还是一个年轻有为、前途光明的生化学家时，开始学习汉语，从那之后，他走上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之路。促成这个转变的是鲁桂珍、王应睐和沈诗章三个中国留学生。李博士与中国的青年生化学家一道工作，发现他们非常聪明，水平很高。这也引发了他的思考：“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困惑了李约瑟一辈子，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Grand Question）。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前14个世纪，中国在掌握自然现象知识、为人类造福方面，远远胜过欧洲呢？这两个问题就是李约瑟长达50多年，直至生命的终结，写成18卷《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项目的主要源泉。

    李约瑟在中国抗日时期的1944年，被任命为驻重庆的英国使馆文化顾问，受英国皇家学会派遣考察英国援华事宜。他接触过中国的最底层，受到他们热情的招待，并结识了那个时代知识界名流。为了报答这个民族，他开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个学科和领域。这是一个西方人从不关注，而中国人之前也不在乎的学科。正因为他的卓越贡献，让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意识到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他打破了西方人一直以来对中国的种种偏见。

    李约瑟转变专业方向，鲁桂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李约瑟在东西方文明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她自己是支撑的桥拱。据资料显示，1937年8月，鲁桂珍来剑桥，师从李约瑟夫人，而1938年2月的某个晚上，李约瑟与鲁桂珍便有了肌肤之亲，从此，鲁桂珍成了他的中文老师和情人，而李约瑟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产生了像对鲁桂珍一样炽烈的痴迷。李约瑟的名字就是鲁桂珍起的。

    李约瑟与夫人多萝西婚前彼此约定，其婚姻为“开放”婚姻（openmarriage）。无论何时，只要愿意，各自可与别人寻欢作乐，不受贞操观束缚，据说此举顺应当年的时尚潮流。李约瑟夫人多萝西（中文名李大斐）对李鲁的情事了如指掌，她为人谨小慎微，却容忍标新立异的丈夫并无怨无悔，人们对她交口赞誉或许也是因为她几乎是圣人。

    1938年冬天，李约瑟、多萝西和鲁桂珍以朋友和同事的身份，经常一起外出，说不尽的科学话题，享不尽的人生情趣，有许多时间是在当地小酒吧里，在烧得很旺的炭火前度过。从各种记载及多萝西的私人信件来看，她非常喜欢鲁桂珍，钦佩她的智慧、决心和勇气。当鲁桂珍最后成了她丈夫的情人后，这种喜欢并没有减弱。我为李约瑟当翻译时，多萝西已经病得很重，几乎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了，我没机会见到这个完美的女性。

    每次去东亚研究所，我都能见到鲁桂珍，时间久了，彼此很熟悉了。她喜欢穿绣花的对襟棉袄和旗袍，我们能用中文交流，她从南京来，我在南京出生，童年在南京住过几年，这就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情感了，由于知道她与李约瑟的关系，我比较谨慎，大都聊一些研究所以及中国的事情。

    鲁桂珍陪同李约瑟博士去中国大陆八次，每次行程匆匆，而且都是官方接待，所以她很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在西方社会，同事相处多只限于办公室的接触。我们熟悉后，她主动邀请我去她在OwlstoneRd.的家作客，我对她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她的家邻近美丽的Grantchester草场，是一栋英国经典式的两层楼小洋房，后面有花园，墙上挂着徐悲鸿及其他名家的画，这些很可能是李约瑟在重庆时文化界人士赠送的。其实在那个时代并不珍贵。但她很宝贝，买了保险，为了保护画，她紧闭窗帘防止阳光透入，因此屋内暗暗的，很是沉闷。

    我注意到窄窄的楼梯上有个敞开式的电梯，鲁告诉我，自己切了一叶肺，没有力气爬楼，借助电梯上下，并示范给我看，有轨道，还能拐弯，十分灵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设备，西方人性化的考虑真是周到。在西方呆久了，她的生活方式也完全西化，我们喝下午茶，海阔天空神聊，一般是她问，我答。

    鲁桂珍告诉我回南京走亲访友，因为很久没有回去，许多亲戚都不在了，小一辈的也不太认识，结果居然从全国各地来了将近一百位“亲属”，最远的从新疆来，许多人还带着孩子举家出动，“我吓一跳，从来不知道我有那么多亲戚，百分之八十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其中有许多小孩，我想他们都要学习，于是我请人去买了许多铅笔，一人一支送给他们”。我马上问：“他们什么反应？”“没反应。”我听了忍不住暗笑。我说，那年头，一家大小坐火车到南京，还需要添置一些必要的行头，会花掉他们一家的全部积蓄，甚至有的还要举债，以为不知来了个什么大亨亲戚，他们的期望远远大于这支铅笔，你让他们太失望了……这件事充分体现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人很少送礼，就是圣诞节，礼物也十分简单，5美元到10美元的东西，包装得漂漂亮亮，表示他心里有你，就行了。

    与鲁桂珍聊天，深深感到她的孤独与寂寞。为了与李约瑟的这份爱情，她选择了独身，已经等到风烛残年，多少个难眠之夜，她孤守青灯，比尼姑还苦，因为尼姑是断了尘念的。后来我又去看过她几次，有个人陪着聊天，她非常开心。通常我会在下午茶的时候去，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但从不在她那儿吃晚饭。通常她会去学院吃饭，因为他们都是资深研究员，在学院餐厅坐高台（HighTable），吃饭免费，这是剑桥的传统。一旦李约瑟打电话来，相约一起去吃饭，她马上亢奋起来，对我说：小明，我不能再留你了，DrNeedham打电话来了，我换好衣服和他一起去吃饭。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有时我等她“打扮”好后，扶她一起出门，有时我就先走了。多么令人感动的一幕，我想她整个下午必定是在期盼着这个电话。

    1987年，多萝西以90岁高龄去世，两年后，1989年9月15日，苦苦等待了51个年头之后，85岁的鲁桂珍和89岁的李约瑟在凯思学院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两位苍老的爱侣，佝偻着身躯，满头银丝。身体非常虚弱的李约瑟用三脚助行器和栗木拐杖支撑着身体，穿一身皱巴巴的，但曾风光一时的蓝色双排扣西服，佩带着一条蓝色的蝴蝶领结，翻领上别着蒋介石政府当年授予他的景星勋章，这是表彰他对传播中国文化所作出的贡献。鲁桂珍则拄着一根银头马六甲手杖，身穿一件鲜艳的，有牡丹花图案的蓝色旗袍。两人都戴着百合胸花，笑得十分灿烂。李约瑟在婚宴上说：“两个80开外的老人站在一起，看上去有些滑稽，但“迟到总比不到强！”当我在美国得知这个消息后，真是五味杂陈，为鲁桂珍感到由衷的高兴，有生之年，她终于如愿以偿。可谓有情人终成眷属，但这是个极其凄美的爱情故事。

    1991年深秋，鲁桂珍在剑桥一家餐馆不慎滑倒，摔断了胯骨，无法动弹，呼吸越来越困难，咳嗽更加厉害，仅剩的肺叶被感染，抗生素治疗失败。11月28日，她在家中平静地去世，享年87岁。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2年多。

    鲁桂珍的去世对李约瑟是致命的打击，自70年前第一次婚姻以来，他第一次感到孤独。他生命中两个挚爱的女人都已离他而去了，真正是形单影只了。1995年，李约瑟以95岁的高龄撒手人寰。他的棺木在他任院长的凯思学院大方院内被抬着绕行一圈，作为对这个世界的永别。他的骨灰与一生珍爱的两个伟大的女性安葬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的花园里，左右与多萝西墓、鲁桂珍墓相伴；鲁桂珍另一半骨灰寄回南京，置于她父母亲的墓侧，位于南京迈皋桥基督教墓园内。

    这一对世纪老人大量来往信函和其他私人文档，保存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档案部，李约瑟有一纸遗嘱：需在其逝世50年，即2045年，方可公诸于世。看来，有此等荣幸探知其中幽秘的只能是我们的后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