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猫》：从新闻到哥特小说

    美国的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不仅在美国文学史上，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一位十分独特的作家。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写的诗歌和小说，数量并不多，当时也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但在他死后，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越来越受到广泛的赞赏，被认为给短篇小说这一体裁开辟了新的境界和新的领域。

    《黑猫》被公认是爱伦·坡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甚至是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它描写第一人称“我”先是挖了他的宠物猫普路托的一只眼珠，并进而“用绳套勒住猫脖子，把它吊死在树枝上”（陈良廷译，后同）。干过这些残忍的事情之后，“我”几个月里都摆脱不了被这猫的幻象所纠缠。一天晚上，在酒寮里，一只“个头跟普路托完全一样”的黑猫显出对他很亲昵，并紧跟他到了他家。巧的是这只黑猫也不知被谁挖掉过一只眼珠，而它整个胸前，则长有一片白斑，像是一个绞刑架。见到这猫的丑相，“我”本就觉得很讨厌，加上它越是对他亲昵、撒娇、眷恋，他就越是厌恶和惧怕，以致一次为了躲避它跟随，在气得想用斧头砍死它的刹那，不留神竟将前来阻拦的妻子砍死了。

    “我”的这种反常行为，让人觉得有点难以理解。爱伦·坡的传记作者，美国的朱利安·西蒙斯解释说，这篇小说“有力地表达了由于邪念的缘故而做坏事的思想”。那么，“我”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邪念”呢？是故意表演给别人看的吗？不是。它是自发从内心产生的，因为他是一个精神病态的酒徒，怪异和幻觉对他来说都是常态，就像爱伦·坡本人，是一个常常出现病态的酗酒者。“我”自己宣称这样做的原因“就因为我知道这猫爱过我，就因为我觉得这猫没侵犯过我，就因为我知道这样干是在犯罪……足以害得我那永生的灵魂永世不得超生”，最能说明他的精神病态、近乎精神分裂的反常思维。

    妻子死了之后，为了毁灭罪证，“我”将妻子的尸首“砌进了地窖的墙里”。他自以为这是一条“万全良策”，以致一帮警察来家搜查到地窖时，也表现得泰然自若，甚至得意地用一根棒使劲敲敲竖放他妻子遗骸的那堵砖墙，说这墙砌得很牢固。谁知正在此时，“墓塚里发出一下声音！——一下哭声……像个小孩在抽泣，随即一下子变成连续不断的高声长啸……”作者形容“只有堕入地狱的受罪冤魂痛苦的惨叫，和魔鬼见了冤魂遭受天罚的欢呼声打成一片，才跟这声音差不离”。听到这一叫声，警惕的警察立即将那砖墙拆下，致使“我”的罪行暴露。“我”不由叹道：“它捣了鬼，诱使我杀了妻子，如今又用唤声报了警，把我送到刽子手的手里。原来我把这怪物砌进了墓墙里去了！”

    这个离奇的恐怖故事是爱伦·坡虚构出来的吗？作家没有说过从哪儿吸取灵感，或者受到什么样的启发，才创作出这篇小说。多年来，这一直引发研究者的思考。前些年，有研究者发现一条新闻报道，认为它可能为《黑猫》的故事来源提供一条线索。

    那是美国宾夕法尼亚费城的《公众开支》（PublicLedger）日报1842年7月16日这天刊载的一则新闻：

    神奇。吾等由居留北费城的乔治·R·斯特宾斯先生处获知，为扩建地窖拆去一面墙壁时，见有一死者保存完好之遗骸。定是原先可能拆过部分墙砖，将尸体置于墙内，然后重新砌上，因而见此遗骸。经医生检验，想必为一16至20岁女子之遗骸。颅骨后面有一普通子弹大小的洞孔，据此判断，该女子系死于射击。

    死者何人不得而知。斯特宾斯先生居住该房时间不长，地窖墙建成已约25年。据传20或25年前，有一约18或20岁姓肯达尔之女子曾居此附近，后神秘失踪，此后不再听说。当时猜测其投于居所不远之康涅狄格河自尽，尸体始终未被发现。当时一位姓马洛里的残暴而无道之男子受到怀疑，此人曾入佛蒙特州监狱，但无实证。审判虽然缓慢，相信会追上这邪恶之人。愿上帝施于人们的智慧。

    ——格林菲尔德民主党人

    同是出于格林菲尔德民主党人的这则新闻，还在同年7月19日和8月16重刊于另外两家格林菲尔德的报纸上。

    若将爱伦·坡的《黑猫》和这条新闻进行比较，不同处是明显的：在小说里，凶手是第一人称故事叙述者，而新闻中，凶手到底是谁，只是一个猜测；在小说中，死者是故事叙述者的妻子，在新闻中，死者可能是一“神秘失踪”的女子，但到底何人仍“不得而知”；至于死因，小说里写得很明白，是死于叙述者盛怒中的误杀，但在新闻中，无论是神秘失踪或是投河自尽，都只是一种怀疑。不过虽然如此，《黑猫》故事的核心和新闻的核心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地窖里发现一具女子的尸体，她的颅骨后面有致死的伤口。这所以被看成是“核心”，是在于它是整个故事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缺乏这一基础，一切都只是零星孤立的存在。因而可以猜测，爱伦·坡可能从《公众开支》或另外两家报纸的任何一家读到过这条新闻报道，并借此虚构出一个死者、凶手、杀害的故事，最后创造性地让黑猫出现在故事的高潮——警察的到来，不但对故事的结局起到关键的作用，并使一个司空见惯的谋杀故事升华为一篇哥特式的恐怖小说，发表在1843年8月19日的《星期六晚邮报》上。

    爱伦·坡声称，他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滑稽提高到怪诞，把害怕发展成恐惧，把机智夸大成嘲弄，把奇特变成怪异和神秘”。从这篇《黑猫》来看，如果说，小说的故事可能受乔治·斯特宾斯先生所提供的这则新闻的启发，那么，在文体上就可能受哥特式小说的影响。

    哥特式起源于中世纪的建筑艺术。哥特式小说这一风格始于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1764年的《奥特朗托堡：一个哥特式故事》，盛行于19世纪初作家的作品中。据M·H·阿伯拉姆的《简明外国文学词典》（曾忠禄等译），此类小说，“故事中充满了鬼怪、神秘的失踪及其它骇人听闻的超自然事件。（在某些作家的作品中，这些超自然事件最终能得到符合自然规律的解释。）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神秘、残酷及五花八门的恐怖使人产生毛骨悚然的恐惧。”并举出“爱伦·坡的恐怖故事”等为例。《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哥特小说”条目也指出，“早期哥特式小说因其耸人听闻的情节易遭讽刺而衰落，但哥特式气氛的布局继续出现在著名作家，如勃朗特姐妹、爱伦·坡、霍桑，甚至狄更斯（如《荒凉山庄》和《远大前程》）的小说里。”从《黑猫》来看，在这篇小说中，爱伦·坡的确精心设计了一组“哥特式气氛的布局”。

    黑猫普路托和另一只黑猫，黑夜中的大火和塌墙上带绞索的死猫烙印，凶杀和藏匿尸体……恐怖故事的几个因素都有了，重要的是故事的结构如何显示哥特小说的恐怖特色。

    在德国的民间传说中，黑色被认为预示厄运，或是疾病或死亡的征兆。欧洲其他的一些民族也有这样的认知。爱伦·坡无疑受过这一影响。在《黑猫》中，爱伦·坡一开始就说主人公“我”的妻子“生来就好迷信”，相信这古老的传说，“认为凡是黑猫都是巫婆变化的”。这样，以黑猫普路托和“我”的关系为中心的这个故事便不由使读者联想到迷信中的厄运，并估计会有不同寻常的神秘事件发生。

    在小说中，酗酒使主人公的“脾气习性都彻底变坏了”，变得“一天比一天喜怒无常，动不动就使性子”，甚至发展成躁狂抑郁症。这是一种严重的反复发作的精神病，此病的症状，抑郁时，或情绪紧张，悲观厌世并伴有妄想，或表现迟缓，自卑自责，情绪沮丧悲伤；躁狂时，情绪异常兴奋，洋洋得意，语言极多，具有夸大观念，还易被激怒，等等。

    在《黑猫》中，躁狂抑郁症的刺激，使主人公“我”很容易稍不如意便会“像恶魔附身，怒不可遏”。普路托原是他“心爱的玩伴”，仅因那天夜里被他的凶相吓坏，“轻轻咬了一口，留下牙印”，他便残忍地将它的眼珠挖了下来。之后，见原来喜欢跟随他的普路托嫌恶他了，“我”又不免感到伤心，但是“这股伤心之感一下来就变得恼怒了”，一冲动，用绳套将这只可怜的老猫吊到树枝上；吊上普路托之后，他也曾感到痛悔不已，还流下了眼泪，但终究仍旧吊死了它——抑郁和躁狂一次次地迅速转换。

    不过这一些，在故事的进展中还只能算是一丝涟漪，高潮出现在小说的最后。

    错杀了妻子、藏匿好尸体之后，“我”以为已经干得天衣无缝，且第二只使他痛恨的黑猫也不再露脸，“我心头压着的这块大石头也终于放下了”。又过了两天，仍旧平安无事，连官府来调查，经他三两句搪塞就回去了，甚至来抄家的也查不出半点线索，他想必是安然无忧了。小说写到这里结束，让读者感到坏人干了坏事，却仍然逃脱惩罚，有引人警惕的启示作用，也不啻是一篇现实主义的小说。但在这篇恐怖的哥特小说里，这些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寂静。在这之后，作者又进一步设计了一次更大的“寂静”。那就是在警察前来搜查的时候，这个躁狂抑郁症病人，以平静的若无其事的心态使他们“完全放了心”。于是，他就更加得意得“心花怒放，乐不可支”了，他兴奋得洋洋自得、夸夸其谈，“随心所欲地信口胡说”起来，以至忘乎所以地“故作姿态，竟然拿起手里一根棒，使劲敲着竖放我爱妻遗骸的那堵砖墙”。终于，在这更大的寂静中引发出更大的风暴：墓塚里发出第二只黑猫的哭声，让正要准备回去的警察“大惊失色，吓得要命，一时呆若木鸡”：一幕最可怕的场面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只见“那具尸体已经腐烂不堪，凝满血块，赫然直立在大家面前。尸体头部上就坐着那只可怕的畜生，张开血盆大口，独眼里冒着火”，完成了哥特小说的恐怖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