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书法最好”子虚乌有

    曩作《学诗当学邵子退》，与邵子退之孙邵川有了联系。邵川做学问、写文章不输时贤，书法是文人书法的路子，有内涵，耐看。推崇邵子退，因了他的格律长诗《邻妪》。柯文辉《林散之印象》一文披露，1984年，一位学人当面谄媚林散之：林老诗书画三绝，太高了。林散之摆摆手，说：“子退的诗比我好得多。他有一首必传之佳作，是我所仅见的一首记录大跃进农村真实生活的古体诗，直接继承了杜工部《三吏》《三别》精神。而我噤若寒蝉，惭愧之极啊。”

    林散之所提到的这首诗就是《邻妪》。当代诗评家谢冕对这首诗高度肯定：邵子退的诗书画存世不多，但他的雅淡清绝世所罕有。《邻妪》一首，堪称当今乐府，其直面人世的勇气，足可使今世文人为之汗颜。

    林散之与邵子退是莫逆之交，惺惺相惜，堪称艺林佳话。这段友情，传续后辈，邵子退之孙邵川，对林、邵友谊戮力探析，写了多篇感人的文章，为我侪所重。数年前就听邵川讲过，他正在写《林散之年谱》。感觉特奇怪，邵川写林散之的年谱，怎么写，会写什么。感情如此浓郁的学人，会不会因为与林散之的距离太近，以情害文呢？撰写年谱，是特中国化的学问，需要秉承客观的史学立场。读过《林散之年谱》，自己的一点点顾虑散去了，邵川写的年谱，是林散之的年谱，而不是爷爷的朋友的年谱。前者是彪炳史册的艺术家，后者是和蔼可亲的林爷爷。邵川曾在林爷爷的膝下玩耍，他知道林散之的温暖。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邵川占有丰富的资料，对林散之的每一天基本做到了“拿证据来”“孤证不立”，如考据家一样，辨析林散之的一天、一月、一年。林散之毕竟是一位艺术家，经历坎坷、但不复杂，既没有高二适兰亭论辨一样引人注意的事件，也没有郭沫若一样的政治高位，让他纵横捭阖。他就是一个普通干部，他就是一个喜欢吟诗作画写字的读书人。然而，围绕林散之崛起艺坛的经过，以及毛泽东的“谁的书法最好”的问询，还是有重重迷雾。张前方《缘木求鱼——费新我传》中记有这样一件事：“那是1972年初，中央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休息时，休息厅里坐满了人。毛主席、董必武、谢觉哉、郭沫若及赵朴初等人也在坐。这时，毛主席突然发话：‘在座的各位都是书法家，你们说说，能否排个名次，谁的书法最好？’在座的各位领导与著名人士，推来让去，谁也不肯首先出来排名次。毛主席说：‘还是请郭老谈谈吧。’见毛主席点了名，郭老也不推辞，缓缓地排起了名次；‘第一名应是林散之。他的狂草当代可数第一，堪称当代草圣……”

    对此我一直存有疑虑。为此，我查阅了相关文献，认为，“毛泽东之问和郭沫若所答”的历史场域需要进一步厘清。读《林散之年谱》，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了。邵川记录林散之1972年8月的行止，其中一条写道：“《人民中国》杂志拟出‘中国现代书法’特辑。韩瀚赴南京征稿，经亚明推荐，韩瀚持林散之草书毛泽东《清平乐·会昌》作品呈赵朴初、启功、郭沫若等人评阅，并得到高度评价。”邵川附录了韩瀚《关于林散之的出山》，韩瀚写道：“林散之作为画家、诗人、大书家，之所以在1973年以前鲜为世人所知，是因为他自甘淡泊。”在这篇文章里，韩瀚记录了自己去郭沫若家的经过：“我把最后选定的，包括老中青各种年龄的作者的作品二十多幅拿到前海西街，请郭沫若先生过目。郭老和夫人于立群一起看了我带去的书作，不时发出‘好’‘很好’之类的评语。”另外，他还记录了去赵朴初家的情况，当韩瀚把林散之的书法作品在赵朴初的眼前展开，赵朴初肯定了林散之的书法，但坦率表明：不知道此人。

    1973年1月《人民中国》出版，“中国现代书法”特辑得以与读者见面。林散之的《清平乐·会昌》是“特辑”中的作品。根据韩瀚的讲述，1973年之前的林散之默默无闻，《人民中国》“中国现代书法”特辑，是他产生全国影响的契机。由此可见，“谁的书法最好”的毛泽东之问和郭沫若所答的事件子虚乌有。

    围绕林散之，邵川下了大功夫。对评论、访谈、散文、新闻、诗歌等当代文本的引述，极大提高了年谱的信息量；对林散之，以及对林散之友朋书画作品的附录，增加了年谱的可读性，也让一本学术著作显得年轻、时尚。自1973年以来，林散之的书法、国画、诗词作品得到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解，其书尤重，已抵当代书坛的顶峰，至今魅力无穷。这一切的细枝末节，《林散之年谱》记载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