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怎样塑造了美国的民主

    当我们想起“山巅之城”和清教在新英格兰的成功时，总会将其描述为一个类似桃花源的故事：为躲避宗教迫害，清教徒逃亡到人烟稀少的北美；他们怀揣崇高信仰，重新开始构建一个新社会。故事到此为止，因为再讲下去就必然脱离“桃花源”模式的束缚。理想总是要比现实丰满得多。或者借用霍尔的话，“希望很崇高，但总是太快就出现了令人怯步的挑战和失望”（第146页）。事实上，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老百姓所最关心的，绝不在庙堂之上或彼岸之远，而是眼前的鸡毛蒜皮和隔壁老王。霍尔也表达了类似的感慨：“人们都说‘政治就是当地政治’。1639年的坎布里奇镇也是如此。”

    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政治现实，教育了居民们：在理想之外，世俗政权和强力机构依然有存在的必要。于是，“道德实践受到了修正，而当初热忱的圣徒订立契约实践兄弟情谊的前提也逐渐耗尽了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第159页）。但是，相较于同时代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清教徒们仍在民主道路上走在了前面。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仍然影响至今。此中奥妙何在？戴维·D.霍尔的经典著作《改革中的人民》给了我们一个十分完满而富有现实启发的解释。

    在阅读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发现最前沿的政治哲学观点，往往能在历史中找到实践根源。在霍尔的笔下，我们能够看到今天政治学界热衷讨论的社群主义，其实早早为新英格兰的清教团体践行。他们以统一的宗教思想和组织为纽带，在新英格兰内部逐步团结起来。正如霍尔所展现出的，清教在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一种具有自我管理和互助协作功能的基层社会组织。美国民主的理论或许源于欧州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真知灼见，但是其具体操作却是在新英格兰殖民地日复一日的琐碎日常管理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描述新英格兰的基层政治时，霍尔如此写道：“市镇政府的形成很容易。1636年11月镇民们任命了7位‘镇民来管理全镇事务’，另外两个人做治安官，还有几个人做测量员和猪倌。”（第198页）这里“治安官”和“测量员”等称谓，似乎让人想起西部片里神气的警长，离我们生活似乎很远。其实，这里的故事对应到中国大致就是，村民开会用投豆子的土法选支书，任命村会计、保管员和治保主任，听起来不是很熟悉吗？

    同时，强制的外部力量永远无法取代内部自律和自治。只有获得内部认可的治理，方可能长久且稳定。否则，无论是何方圣贤之说都不可能进入政治实践的细微之处。正因为此，“在殖民地，道德伦理与其实践的结合还是比在英格兰的任何国王治下都远为有效”（第160页）。西谚有云，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是如此。那种想当然认为在中国可以贸然嫁接民主制度的看法，因此也不过是痴人说梦。但是如果想要真正实现民主，没有脚踏实地地自下而上做起，注定是空中楼阁。

    清教组织实现道德生活和基层管理的某种统一，促进整个社区的和谐。从上而下的权势和强制的外部力量，永远无法取代内部自律和自治。同时，只有从正确的价值观出发，才有可能实现基层的善治。“坎布里奇的公共管理是围绕着责任、义务、透明性和信任建构起来的。”（第204页）从西方的历史回到我们眼前的中国，建立／重建具有道德教化功能的基层组织，这样的主张绝不陌生。 无论是中西，大家共同的先人都在从事着类似的工作，这恐怕是解决现实危机的一剂良药。但不同于一些试图复兴传统的当代做法，上帝的圣约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人们的自愿同意：圣约是公众共同制定决策的手段和表现”（第177页），而非掌握在霸占知识和解释权的祭司手中。

    当笔者合上此书时，却依然沉浸在霍尔对于典型新英格兰社会的非“桃花源”评语：“始终存在的贪婪和自私自利有时候受到伦理价值和社会实践的约束和中和。”（第211页）这句话的启示在于：与其终日忙于争论并重估一切，我们不妨从脚下做起，重建价值并做点于社会有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