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人的斯威夫特

    多少年之后，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仍然记得1693年伦敦咖啡馆的那个下午，他郑重地将自己的诗作呈现给眼前这个叫德莱顿（JohnDryden）的人，那薄薄的诗稿渗透着一个年轻人沉甸甸的梦想和未来。此时的斯威夫特是一个底层卑微的小人物，在一个刚刚结束政治生涯的坦普尔（WilliamTemple）爵士那里做秘书。而德莱顿早已名声大噪，这个年轻人希望能从眼前这位大诗人那里得到认同和提携，哪怕是一句简单的鼓励。

    遗憾的是，德莱顿并没有对他客气，尽管他们还算是远亲，但是已经远得隔了好几代人。看完他的诗稿后，他斜躺在椅背上，一副决绝的样子，给对面的年轻人抛出一句：“你永远当不了诗人！”一个年轻人的诗人梦就这样被摧毁了。也在此时，怨恨的种子在斯威夫特的心中种下了，他用一生的作品来报复当初的一句话。他对这个远亲再也没有说过一句中听的话，在《一只木桶》（ATaleofaTub）中，在《书籍之战》（TheBattleoftheBooks）中，甚至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他都无不利用每一次含沙射影的机会对他的作品进行嘲讽，甚至对他本人进行评头论足。他再也不想尝试这种尊贵得让他不能靠近的诗歌体裁，因为他决不想再给自己招惹第二次羞辱。

    其实，关于伦敦咖啡馆的那个下午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考证，后世关于德莱顿的原话也流传着多个版本。其中最有可能出自斯威夫特本人之口的是这样一句：“你永远当不了像品达那样的诗人！”言外之意是他成为不了像品达那样的诗人，但可以成为别样的诗人。当然，这极有可能是斯威夫特为了挽回颜面的托辞。

    许多年之后，斯威夫特自己可能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没有成为一个好诗人。后来他不无感慨地说道：“人们常常被指责不了解自己的弱点，然而他们也不了解自己的长处。”年轻时的他确实不知道自己擅长讽刺，然而也不知道自己不擅长写诗。

    早年的时候他着实写过一些糟糕的诗作，然而这都归结为他太年轻。他明白自己的出身，一个遗腹子，父亲在他出生前便离世了，母亲在他幼时也离开了他，他几乎是个孤儿，寄居在叔叔家。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渴望成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他一个人奋斗得太孤独，特别在这样一个赞助人制度横行的世纪。他身边的文学家们靠着赞助人的提携，一个接一个地成名，康格里夫（WilliamCongreve）有德莱顿，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Steele）有卡茨勋爵（LordCutts），可是他什么都没有。他明白自己这个三一学院的高材生，只能靠文字出人头地。他更明白，他需要一个赞助人。于是他不遗余力地讨好坦普尔爵士，希冀他能够为自己带来资源和机会。

    他在摩尔庄园时，一切都在追随着坦普尔的文学趣味。坦普尔是诗人考利（AbrahamCowley）的忠实膜拜者，而考利效法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Pindar）。约翰逊（SamuelJohn⁃son）在《考利传》（LifeofCowley）里写道，“所有的人都在追逐时尚，他们一事无成，只会写一些品达的诗，”这就是十七、十八世纪的风尚。斯威夫特的早年创作生涯一直有意在模仿考利和品达的风格写作一些颂歌。

    在《雅典颂》（OdetotheAthe⁃nianSociety）里，他赞颂那个坦普尔一直心向往之的地方，追忆雅典时代的美好，同时不忘感慨自己没有上升的机会。这首诗发表在了1692年的《雅典公报》（TheAthenianGazette）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诗作。在《国王颂》（OdetotheKing）里，他称颂坦普尔的朋友——威廉三世的伟大。威廉三世是摩尔庄园的常客，斯威夫特经常陪着他漫步，直到晚年他还对这段经历津津乐道。在《坦普尔颂》（Odetothe Honorable SirWilliamTemple）里，他将坦普尔比作自己灵感的缪斯，一切世间美德都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总之，他所做的一切都为了赢得坦普尔的好感。他甚至在给堂兄托马斯（ThomasSwift）的信中，也不忘表达对坦普尔的崇拜和对考利的喜爱，因为托马斯也在摩尔庄园呆过，他希望他的这些话语能够传到坦普尔的耳朵里。学者伊莱亚斯（A.C.Elias）认为斯威夫特是虚伪的，他那些讨好主人的诗行，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

    讨好终归没有给他带来半点用处。此时的坦普尔是一个已经卸任的外交官，守着自己的摩尔庄园，不再拥有什么政治雄心。他到临死都没有给斯威夫特推荐一个体面的工作。在他的遗嘱里，除了写着给斯威夫特一百磅的遗产，还不忘让斯威夫特帮他整理遗作。这项整理工作整整耗费了他十年的时间。多年后，斯威夫特将自己那时的境遇比作是一个长子继承制社会里的次子，任何家族的遗产都跟他毫不相关，愤懑和不满充斥在这种隐喻式的表达中。

    他还给康格里夫写过颂诗，希望借着他新剧作的出版来提高自己的声名，却无奈让德莱顿占了先机，德莱顿轻松精湛的诗艺让斯威夫特那品达式的矫揉造作显得不再时髦，所以这首颂诗也没有带来多少关注。但这首颂诗看似是给友人捧场，字里行间却暗含着焦灼，嫉妒，甚至是雄心壮志，他在诗中毫不避讳地写道：“终有一天，/我将骄傲地立在塔尖之上，/欲念让人变得更强大。”

    在这一切幻灭之后，斯威夫特告别了自己的抒情诗和颂诗时代，开始尝试一些讽刺史诗的写作，诸如写于1697年的《书籍之战》，而正是在这样的史诗模仿中，他发现了自己的讽刺才能，逐渐开始尝试其他文体的创作，诗歌逐渐不再是他的主业。

    关于斯威夫特和女人，他时常用诗歌表达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摩尔庄园期间，他结识了他一生中重要的女人海斯特（HesterJohnson），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斯黛拉（Stella）。在与斯黛拉的交往中，他年年为她写一首生日贺诗。这些诗无不透露出他的心境，与其说是生日贺诗，不如说是二人的心心相惜。但他们的关系至今都让斯威夫特研究者们感到扑朔迷离，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们之间有过热烈的情谊。在给斯黛拉的诗中，他曾写到：“尽管我们不再年少，/但我一直记住初见你的样子，/没有丘比特之箭，/没有迷人的眼神，也没有怦然心动；/只有心底永存的友谊和敬意/我不允许自己爱上一个过客。”斯黛拉死后，他的一句话也许道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热烈的爱情相比，热烈的友谊更为长久和迷人。”

    1708年，一个叫范讷梅瑞（Es⁃therVanhomrigh）的女人爱上了他，但斯威夫特并不想对这段感情有太多承诺。关于这段交往，斯威夫特在他写于1712年的叙事诗《卡德努斯和范妮莎》（CadenusandVanessa）中通过一个戏谑的古典场景隐晦地道出了两人的关系。作者借用词序异位法，将卡德努斯暗指自己，范妮莎暗指范讷梅瑞。有些评论家称诗中的斯威夫特一直在试图规避这样一个充满挑逗欲望的女性，但事实上他们二人的关系远比诗歌中描绘的要紧密得多，一个充满说服力的证据是1714年之后，她随斯威夫特一起移居都柏林，两人有过一段共处时光。

    斯威夫特的诗歌在整个创作生涯中的比例并不高，而且也没有值得称道的大部头诗作出现。《城市雨中即景》（ADescriptionofaCityShower，1710）在斯威夫特的诗歌中算是为数不多的上乘之作。作者用几十句诗行将大雨前后的伦敦景致描绘出来，雨中的众生相充满了戏谑和诙谐：“满身泥水的女人们拥进了店铺，/装模作样地讨价还价”，“站在同一屋檐下的穷人和富人，/在此时结成了朋友”，“骄横的托利党人和沮丧的辉格党人，/忘了彼此的争斗，只顾着各自的假发套”……此外，这首诗中对维吉尔农事诗的戏仿有意无意地体现出了斯威夫特的古典主义趣味，甚至还试图嘲讽古今之争中不承认自己受益于古典文学的作家们。

    在1730年代，斯威夫特发表了一些看起来并不是那么高雅的诗作，这完全震惊了他的读者，甚至不少人开始怀疑他的灵魂是否完美。反田园牧歌叙事此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斯威夫特似乎对此也很着迷。在他的这些诗行中，充斥着性和污秽的东西。在马尔凯特山组诗（MarketHillPoems）之一《教长颂》（APane⁃gyricontheDean）中，斯威夫特借用艾奇逊夫人（LadyAcheson）的口吻，以戏谑般的宗教语言描写了农场附近的一处厕所。诗中出现多次“Cloaca”（下水道），“Sirreverence”（排便），“Pluckingarose”（小便）等不雅观的词汇，在诗作完成之后，他还与艾奇逊夫人一起共赏此诗。在斯威夫特看来，他并不认为这样的诗作有冒犯之嫌，仅仅是滑稽而已。斯威夫特这种无礼的行为，竟然被当时一位女诗人琼斯（MaryJones）所欣赏，琼斯甚至还模仿他作了一首《贞妇戴安娜派对中的两少女》（TwoNymphs of Chaste Diana’sTrain）。

    其实早在1719年，斯威夫特就写过一首诗作《美女的养成》（TheProgressofBeauty），以一种不太客气的方式打量着女人们的化妆间。诗中的妓女西莉亚（Celia）已经不会因为羞愧而脸红，但她在化妆室中却知道如何把自己的面颊涂得绯红，即使她再会装饰，却也盖不住别处的缺陷：“从枕边看她，/一切都在散发着臭气，/干裂的嘴唇，丑陋的牙齿，肿胀的眼睛，/可怜的男人！她太亵渎你了！”斯威夫特对妓女始终怀着一种不太友好的态度。1731年，他在《女神要入眠》（ABeautifulYoungNymphGoingtoBed）中用同样讽刺的笔调描写了一个无人问津的站街女科琳娜（Corinna）不得不在午夜时分回到了自己的阁楼里，带着叹息，毫无慰藉地睡去。在《相思病者和女神》（StrephonandChloe）、《卡修厄斯和彼得》（CassinusandPeter）等诗作中同样的调子也在被重复。除了这些病怏怏的妓女，斯威夫特还在此类诗中安排了一些被捉弄的男性角色。在《美女的养成》中，一个叫斯特文（Strephon）的年轻男人仔细端详着西莉亚，就像格列佛细看大人国中的巨人一样，清晰地看到了他们脸上每一处丑陋的毛孔，斯特文着实被吓了一跳。在斯威夫特看来，让我们变得快乐的唯一办法就是活在蒙蔽之中，所以他在诗尾建议斯特文将鼻子塞上，拒绝任何不快的气息。

    斯威夫特并不觉得这样的诗作有何不妥，他还将之与其他一些优雅的作品甚至是政治诗共同发表。（他的政治诗，更多的是与时事相连，隐去讽刺对象的真实姓名，让读者根据韵脚猜字谜。）相比于那些政治诗，此类的诗作迎合了部分人的趣味，但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更何况这样的诗作出自一个已经六十多岁的人笔下，要知道，此前的他在大众面前完全是一个被道德感深深束缚着的高大形象。也许像评论家罗斯林（FelicityRosslyn）指出的那样，斯黛拉在1728年的逝世让斯威夫特对肉体的消亡感到恐惧，尽管这些诗作和污秽联系在一起，但这是一种狂欢式的愤怒，像斯黛拉这些美好的存在不过是暂时的，最终都会被典当给疾病和死亡。也许斯威夫特自己在《相思病者和女神》中也给出了答案：“那些高尚和优雅转瞬即逝，/而粗野和污秽却会长存。”

    对现实的消亡感更是让他提前给自己写了一首悼亡诗《咏斯威夫特教长之死》（VersesontheDeathofDr.Swift，1731），在484句的诗行中，他以幽默讽刺的笔调想象着自己死后所遭遇的褒贬不一的评价。1742这一年他开始遭受中风之痛，在风烛残年之时他用拉丁文给自己写下了墓志铭。在墓志铭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斯威夫特已经离去。/再也没有冲天的怒气能撕裂他的心肺。/学学他吧，世上的人啊。/他为人类的自由尽了力。”

    他以诗出道，也以诗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