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诗心的《波斯短歌行》

    《波斯短歌行》其主体为诗，而诗，既有以中国绝句体新译《鲁拜集》之中文诗，又收有费氏结楼于一个半世纪前翻译《鲁拜集》英文诗。

    青年时读郭沫若译《鲁拜集》，颇觉其与我国传统绝句诗之格调相似，窃憾其翻译却以新诗体为之。五十年后之今日，《波斯短歌行》《莪默绝句集译笺》《莪默绝句百纳集》等三部以我国传统诗体新译之《鲁拜集》由中华书局、华东师大出版社同时推出，此诚《鲁拜集》出版史上之大观，翻译史上之丰碑，而文化史上之空前盛举也。其中尤以中华书局出版的钟锦所译之《波斯短歌行》，最为精美、典雅、厚重，其特色鲜明，风格别具。约略言之，优长有三：

    一曰诗、画、文、艺之文化，交相辉映。《波斯短歌行》其主体为诗，而诗，既有以中国绝句体新译《鲁拜集》之中文诗，又收有费氏结楼于一个半世纪前翻译《鲁拜集》英文诗。且为了配合译诗，选用了大量珍贵的古波斯细密画，以画面展示鲁拜集的诗意内涵。为了阐明诗中奥旨，译者还特为每首诗撰写了严谨、典雅的古文体译文。书中更有用古代文人才士集句之法，集唐人诗句以译外域诗歌之作品，题曰“集句”。虽仅从《莪默绝句百纳集》中选出译者所集的代表作十首，然已既可窥见中国传统诗文艺术样式之一斑和古代才士艺术娱乐活动之一种，亦可由此展现中国传诗词的深度表现力，实乃中华文化丰富内涵的体现，勿可纯归于笔墨游戏之属。

    二曰中外古今之诗心，感发融通。《波斯短歌行》的突出特色和最大贡献是以中国传统七言绝句诗体翻译了波斯11世纪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诗人欧玛尔·海亚姆之诗集《鲁拜集》，该诗集曾被誉为“信仰的归宿，灵魂的良药”而风靡世界，其中文译本颇多。如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黄杲炘等，都曾翻译此书。即以七言绝句体译本而言，也有黄克孙、眭谦之译。而钟锦译本，特色安在？以愚读后的感受，概而言之，其一为格律严谨；其二为词语典雅；其三为诗味浓郁；其四为理趣丰饶。因此既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诗的形式特点、语言格调和精神风貌,也展现了鲁拜集作为诗歌审美对象的义蕴丰富性。这实际上是一次新的文化对话与交流，是对鲁拜集的重新解读。它为读者提供了可以与其他译本相互比照、相互补充的理解鲁拜集的新维度。

    而钟锦正因葆有一颗善感之诗心，才能既与古人之诗心相感通，又与外域之诗心相感应，以今人作古诗，以中诗译外诗。于是在不断突破今古、中外的语境差异中，成此佳构，良可赞也！因此，可以说，此译本乃是古今中外之诗心相互照耀，相互感发，融会贯通，交相辉映的结晶。正如翻译家所云：“翻译的光芒是混血的光芒”。

    三曰译道、笺注之学术，开拓创新。《波斯短歌行》诚然是一个有特色的鲁拜集新译本，但其价值却并不局限于诗歌和文学，因为它还包含着对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探索。首先关于翻译理论。译者在译序中明确阐述了自己对翻译标准的新见解。其言曰：“译事之难，曰信与雅可矣，何必曰达？盖不能达，译何为哉！而有信与雅，达又岂待言？”又曰：“其难，则信与雅有不得兼也。”这是对严复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的反思。在此基础上，译者还提出“奴译”与“主译”的辨析。认为“奴译者，尽意于楮墨之内，步趋原作，矜矜其信”。“主译者，著意恒在楮墨之外，曲通彼情，有不能必信焉”。由此而竭力主张为“主译”不为“奴译”。当“信与雅不得兼”时，“宁丧其信，不失其雅。失其雅则为之奴矣。”并认为“诗之译，信为最下矣。”为了说明“主译”的可贵，译者既把费氏结楼的鲁拜集英译的五个版本全部收入书中，还将费氏两篇序言和各版注释全部以古文体译为中文。这不但是“主译”论的实例印证，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实钟锦的“主译”论和他以传统七言绝句译鲁拜集的“主译”实践，其意也并非仅囿于译，还有着更深沉的文化忧思存焉：“盖今为之译者，竟尚奴译。文辞既为非类奴，情与思亦必为之奴，浸而吾族类且为之奴矣。”而这，正是钟锦译《波斯短歌行》、编《莪默绝句百纳集》之深意所在。其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深切情怀，可感可佩！其次关于笺注、关于笔译、关于集句，钟锦都提出了许多别开新面的学术见解。此可参阅书中的几篇序文，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