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规矩，温吞吞？

    自1997年李敬泽、宗仁发和施战军关于70年代人的谈话距今已近20年。这也是网络文学生机勃发的20年。

    日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70后作家创作与当代中国文学研讨会对此做了一番热烈的探讨。

    媒体推动崛起

    早在1998年，时为复旦大学博士生的黄发有在《文汇报》发表《激素催生的写作》，对卫慧等人迎合潮流的欲望化写作提出尖锐批评。那时，就有一些老成的批评家问他是不是太冲动，甚至有一位70后男作家开玩笑说黄发有“辣手摧花”。

    “我认为70后作家的出现跟媒体的推动有很大的关系。”黄发有说，90年代末是文学在市场化潮流冲击下逐渐转型的阶段，也是文学期刊最艰难的一个阶段。1998年就有四家文学杂志（《小说》《昆仑》《峨眉》《漓江》）停刊，很多期刊在“狼来了”的呼声中，意识到要开始培养新的增长点才能走出困境，方向之一就是设置新的栏目主推70后。

    最早着手这项工作的是上海的《小说界》，后来《作家》《山花》等杂志跟进，包括《人民文学》也在推举新人的栏目中重点介绍70后作家的创作。这一批人由此迅速登上文坛。

    70后作家经过多年的沉潜和反思，现在已经开始变得成熟，重新出发。黄发有特别关注70后作家新作品中的新元素。

    与此同时，不少80后作家受成长环境的影响，起步阶段就有浓厚的商业元素和强烈的娱乐性，网络媒体的迅速崛起对他们的写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使得他们的写作方式有了不容忽视的变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70后作家群体处于一个转折的文学发展期，说他们是处于夹缝中的一代，其言不谬。

    “夹缝说”不公平

    《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认为，70后作家经过20多年的积累，已成为当今最活跃、最有实力的创作群体之一，过去的“忽视说”“遮蔽说”和“夹缝说”可以终结了。70后作家创作已经相当活跃，成为文坛主力之一，但在学院体系中，关于70后作家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这是文学研究的一种迟钝，很多研究者只关注文学的经典化，忽视了最鲜活的文学现象，而经典化是从当代文学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山东作家宗利华则不太认可70后“在夹缝中生存”“尴尬的一代”等观点。他认为，60后的野性里带有“强盗”性质，他们把目光瞄向拉丁美洲等地，造成声势浩大的“先锋派”。其实，70后在先锋派的喧哗中也发出过自己的声音，比如卫慧、棉棉、朱文颖等人，当然也有刘玉栋的《我们分到了土地》的乡土声音。而最近几年，70后已经稳扎稳打，逐渐发出稳健、浑厚之声，比如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盛可以的《死亡赋格》。“我之所以不认可那些说法，是因为这些对比是建立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上的。把70后跟60后比的时候，是所谓纯文学的探索能力与文本影响力，等到跟80后相比的时候，却是市场占有能力。因此得出的‘夹缝中’的观点是偏颇的。你不可能拿《耶路撒冷》跟《三重门》去比印数，也不可能把《镜子里的父亲》跟《小时代》相提并论，这根本不在一个频道。”

    有评论认为，无论是虚构作家还是非虚构作家，也无论专业作家还是非专业作家，70后基本完成了自我精神的当代探索，从关注自我转向关注社会，完成了自我的审视，同时他们的技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越来越成熟。从他们的创作可以看出，70后作家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主力，我们再也不能说他们是被遮蔽的或者是被忽视的一代。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个时代缺乏大作家、大作品，他们必将出现在70后作家或者是更年轻的作家之中。

    但他们太规矩了

    成为“野兽”一直是70后作家的梦想，然而悲哀的是，他们已经成了“家畜”。“我必须承认，我对读者的考虑比较少，对其他因素的考虑也比较少，我更多的是愿意自我完成，希望自己能够写出好作品。当我不自觉地在抵抗中向‘家畜’靠近，这种下滑让我非常不甘心。我还希望自己是‘野兽’。”李浩以此警告同代作家，“我们普遍锐气不足，冒险意识不足，普遍和生活过分和解，也不愿意推搡前辈。但是我们都希望能写出不一样的小说”。李浩说，尽管我们能够在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中获得肥沃的滋养，但我们需要对自己知识过窄有所警惕，对自我视野的不够宽阔有所警惕。

    从2015年开始，《青年文学》开设了《气象》栏目，和2014年开设《少作·自珍》一样，仍然着重于70后作家。“如果说《少作·自珍》是回望，那么《气象》就是展望，展望的是我们的新大家，展示的是70后生机勃发的现状。”《青年文学》主编张菁注意到，70后作家们最初进入文学场域基本都是从经验型写作开始，书写自己的经历、情绪，如今他们已经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经历了由单一路径到成熟的多元选择的过程之后，70后作家仍然规矩、老实、温和，这些使得他们所涉及的写作更加细微，更加注意到个体的生存；同时他们也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有意识地思考与审视在时代超速发展中，人们的选择和变化。

    作家海飞觉得，70后小说家有很多不妥的地方，就是写得特别规矩。正因为规矩，所以才存在着纠结和自恋，才造成无法突破自己。

    “我认为好的小说是不会被忽视的，还有好多小说是被大众接受的。但实际上网络阅读分账制度已经是远远超越了纸质出版物。”海飞说，“剧本创作讲究新鲜，我不知道这个词对小说是否适用，但是我们在小说中很难看到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我们在创作上中规中矩，想要突破这个规矩很难。所以我们只是在形式上突破一些。我们一直都是凭经验写作。但另有一些经验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而且温吞吞

    70后在文坛上的地位主要来自中短篇小说，这与中国作家的成长机制有关。中国众多的优秀刊物，培养了一茬茬扎实的作家，因为长篇在市场上几乎没有出路。而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坛上，长篇小说都被认为是一个作家的立身之本。作家徐则臣分析，对70后作家来说，因为很长时间把精力放在中短篇写作上，转到长篇小说创作需要重新准备、积累，连长篇小说文体意识的获得都需要时间。

    “无论是评论界还是读者，我们一直在说70后作家面貌不清晰，被评论界打包讨论。其实，如果一样东西形状特别清晰、模样非常明确时，反而会影响到它最后成长的体积。那些不清晰的东西，可能看起来模糊，但是更复杂、更多元、更宽厚，到了一定的程度，真正的体积呈现时可能是一个庞然大物。”作家朱文颖作为70后作家最早的在场者，关注着同时代作家命运变化的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整个社会以及文学写作环境的巨大变化。她认为70后作家的“不清晰”恰恰是一个潜在的可能性。

    评论家李掖平认为，70后作家力求在作品中传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并完成自我艺术个性的建构。即使是在用文字勾画生命的飞翔，也是被扎进土地里的那根线牵系着，属于沉重的飞翔。整体上看，70后作家是中国文坛上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他们的多元和包容，他们的放松和收紧，他们想象力的灵动飞扬，和不肯违背生活基本规律及文学逻辑的那种内敛，都让我们为之惊喜。70后作家正在以属于自己的方式和经验，去承担社会责任和文学使命。“因为我从里面能够体验到，他们那种对人生和社会多元包容的关怀。70后作家近几年来显示出了创作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他们对道德的坚守，他们以悲悯和欢乐的态度，去看待社会生活，去考量人性的无奈和复杂，这就使他们的文本，更多了一些从骨子里透出的慈悲。”李掖平说。

    评论家张丽军则认为，总体上看，70后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都是在当代文坛有较大名气和影响力的作家，但是依然没有挣脱70后群体命名的困境，没有创造出具有个人精神地理坐标意义的文学作品。一是70后作家的先锋性品质的流失、语言形式实验的畏缩不前，呈现着一种温吞吞的气质，缺少尖锐性、先锋性品格。“温情叙事”是很多70后作家的叙事方式和创作理念。二是民族地域文化书写缺少人类性、全球性、文明转换的大视域，仅仅为故事性、传奇性、地域性而写。三是70后作家对当代正在发生的重大现实生活、时代中心问题缺乏呈现能力和表达能力。四是70后作家思想原创力、引领时代能力的缺失，文学创作的精神维度不足。1980年代文学对当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思想引领力已经难得一见。文学深处更需要精神理念的创新和对思想原创力的追求。只有这样，中国70后文学才能站稳在时代的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