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我是“旧闻记者”

    我是“旧闻记者”，非常重视对当事人的采访，很早就不自觉地做着口述历史的工作。写一部长篇，至少采访二三十位甚至五六十位当事人，掌握的资料非常丰富。

    从11岁发表第一首诗，就决定了他一辈子跟文学结缘。

    在叶永烈长长的创作年表中，纪实文学、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童话、寓言、剧本、传记、相声……加上最近即将出版的《叶永烈科普全集》（28卷本1000万字）以及正在印刷中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正在报审的《万里传记》，叶永烈已经写了3000余万字。

    对于叶永烈来说，唯一的休息方式是出去走几个国家，但是回来他也会把感受变成文字。《叶永烈看世界》已有22卷、500多万字，仍有新的内容不断地补充进来。

    这次的采访是从他的新长篇《东方华尔街》谈起。23年前，叶永烈在重读《上海——冒险家的乐园》时突发奇想：当年那些“冒险家”的后代如果重返上海，将会演绎出怎样的传奇故事？也许在那个时候，《东方华尔街》的基本构思有了——“冒后代”们从美国回来在这里扎根，成为新的上海人。叶永烈说，以“冒后代”的视角来看今日上海，反映国际大都市的变迁与新貌，这一构思从未有人写过。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写诗起步的，可否谈谈您早期的诗歌写作？

    叶永烈：我11岁开始写诗，写完后投到报社门口的投稿箱里，不久就在《浙南日报》发表了，我父亲不知道，看到报纸后很惊讶。18岁之前我一直写诗，1962年长诗《雪花篇》在上海《少年文艺》发表。我喜欢唐诗宋词，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永嘉县（现温州）的银行行长，喜欢写旧体诗。他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每天早上会召集全体员工讲《古文观止》。我也拿一册《古文观止》，似懂非懂在旁边听。考上北大后我从家里带走两部书：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古文观止》。诗最为凝炼，讲究形象思维，锤炼了我的文字。19岁写了《碳的一家》一书之后，我的注意力就集中到长篇上了。

    中华读书报：您是较早从事科幻小说的，是否了解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

    叶永烈：我写过一部不算厚的《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被翻译到英、美、德、瑞典等国家。中国的科幻小说第一个高峰是20世纪50年代，在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那个时候科幻小说多是写给青少年看的；第二个高峰是1980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科学的春天来临，催生了中国科幻小说的繁荣，出现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一批报告文学，但是后来几乎一蹶不振。一直到90年代后期，才慢慢复苏。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和政治很有关系。

    中华读书报：那时您的小说创作如何？1983年，您的长篇科幻小说《黑影》遭到密集性的批判，带给您怎样的影响？

    叶永烈：我不到20岁成名，在当时很轰动，但《十万个为什么》只是一些短的文章。我有点小野心，想写长篇，就写了《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个书稿寄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因为和时代不合拍被退稿，一直到16年之后的1978年才出版。1976年初，我写的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发表在《少年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是“文革”当中发表的唯一的科幻小说。

    “文革”结束之后，我的科幻小说已经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法国出版了我的科幻小说选集，意大利也出版了单行本，世界科幻“三巨头”之一的美国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来上海，我陪了他四天。美国的科幻小说作家卡恩为美国各大学主编教科书，推出一套世界科幻小说丛书，收入了我的《腐蚀》。

    80年代初，我的科幻小说《黑影》最早在《羊城晚报》连载，影响很大，珠江电影制片厂打算改编电影。“清污”的时候，《黑影》成为第一目标，连续发表批判文章，尤其是《中国青年报》，批判我的文章十几篇之多。我决心不再写科幻小说，此后“胜利大逃亡”。

    中华读书报：怎么“逃”的？结果如何?

    叶永烈：中国文学界对科幻小说冷淡，认为不是主流作品。科幻小说在中国文坛没有地位。为了争取地位，我尽量写纯文学作品，希望进入主流文学的阵营。1981年，我的小说《腐蚀》发表在《人民文学》头题，在评全国短篇小说奖时，几票之差落选。同时我也写报告文学，写一篇红一篇，经常被十几家报纸转载。最初写文化名人，而且多是敏感的文化名人。后来又转到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在这条路上一走多年。

    中华读书报：由于很多作品都是重大政治题材，为此您特别严谨，力求“史料准确，立论正确”，那么，您是如何保障这一点的？

    叶永烈：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共中央文件，尤其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知读过多少遍。我知道怎么把握历史和政治分寸。作品要符合党的相关政策，这一条非常重要。所以，我的作品做到了一是史观正确，二是史实准确。2014年200万字的《“四人帮”兴亡》(增订版)能够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今年78万字《陈伯达传》由新华文轩出版，就是做到了这两条。

    大量采访和搜集档案，保证了我叙述事实准确。我是上海的“北京作家”。北京是政治人物云集的地方，每写一部作品都要去北京，我多次到中南海等地进行密集性的采访，人脉也越来越广。另外，我是“旧闻记者”，非常重视对当事人的采访，很早就不自觉地做着口述历史的工作。写一部长篇，至少采访二三十位甚至五六十位当事人，掌握的资料非常丰富。采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当代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深入挖掘，我发现这个领域有无数的宝藏。尽管有一些采访不能在当时发表。

    我是“理工男”，思维习惯于追根究底，反复推敲。争议和传说多的，我把相关的事情全部罗列出来。比如周恩来右臂为什么一直弯在那里？我把所有听到的六七种说法全部罗列出来，让读者自己判断；所有引用都会加注解，比如几月几日在某地采访过某人。所有毛泽东讲话、邓小平讲话都注明来自《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第几卷第几页。我的录音记录都保留着，最近我将1135盘采访录音磁带捐给上海图书馆，每盘是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还只是录音的一部分。

    中华读书报：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写《东方华尔街》是否很顺畅？

    叶永烈：很顺畅。这部小说本来应该在1993年写出，但是纪实文学一部接一部，直到去年，我写完75万字的《历史的绝笔》，总算可以腾出相对独立的时间。《东方华尔街》写完后先在上海的《小说界》选载，这表明小说具有一定的文学水平。

    中华读书报：这部作品情节曲折，很有画面感，您自我评价呢？

    叶永烈：每个作家都会写他所生活的城市。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看西安，一千年的历史看北京，一百年的历史看上海。上海向来是中国金融的中心，我在上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我写上海中西交融的特点，写上海外滩的23幢百年西式大楼，这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我写的是城市文学，也是爱情小说。《东方华尔街》是我“上海三部曲”的第一部，接下来还有两部。

    我的作品非常讲究故事性。莫言说过，作家就是讲故事的人。我觉得不很准确。作家是编故事的人，要擅长编故事，要编得精彩，有头有尾，要让读者一口气能看完。我非常重视故事前后的情节安排。《东方华尔街》有上海的地域性，注重上海特色，刚在《小说界》发表时，单行本还没有出版，上海评弹团就复印了好多份，找我签约改编成评弹。一是情节好，地方特色非常浓，南京路、中央商场、石库门、徐家汇、虹桥……地域特色都写到了。二是有画面感，我在电影制片厂工作多年，写东西很讲究画面感，注意塑造非常鲜明的人物性格，故事的发展脉络完全按角色的性格行走。

    中华读书报：上海书展上还推出您另一部新作《走过人生——叶永烈谈生命的精彩》。这么多年，您还坚持写了一些短文章，会影响自己的长篇创作进展吗？

    叶永烈：那些文章都是给各地晚报写的。《新民晚报》每月要发表我一篇散文，其实就是生活中有所感受立即写下来，半个小时就能写完，但是我会慢慢地磨，慢慢地改。用杨绛的话说就是“点烦”。我写散文也是这样。长篇小说是航空母舰，散文是小汽艇，各有优点。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纪实文学，每一本都特别厚重。

    叶永烈：我是做“砖头”的工人。从今年1月份开始，出版社推出了我五部纪实长篇，每部都是70万字，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45万字。每一部像砖头一样，但是很多读者说，看了几页就被吸引住了。我已经用了尽量浓缩凝练的笔调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