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书评“消耗”了他很大精力

    十年前，为我的外祖父杨联陞编《哈佛遗墨》时，就想着日后有机会再编一本他的书评集，这个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杨联陞的书评篇目，我最早见到的是 1983年台湾联经出版的《国史探微》（大陆的辽宁教育出版社和新星出版社后来出了引进版）一书附录的“杨联陞先生论著目录”。杨联陞在该书自序中说：“为我特别编制的中外文著作目录，已经十得其九。”这份论著目录中的书评部分，中英文几乎是一比四的比例。英文书评后来有结集，在陶希圣先生主持的台湾食货出版社印布，书名《汉学论评集》，未译成中文，印数也不多，所以于更多的中文读者来说，至多只是“听说”。在查得他1985年据在台湾的一次演讲整理的《书评经验谈》之后，我即开始收集他的书评，包括那个篇目编定之后撰写的书评。这件事难度颇大，动用了不少关系。至今未见过面的台湾青年学人李显裕给我寄来他撰写硕士论文时复印的一批资料，其中包括数篇书评。我的表弟缪元朗的同事去台湾新竹“清华”访学，在那里复印了发表在《清华学报》的几篇书评。《食货》杂志在台湾复刊后发表的书评，是我当时（2008年）的同事王燕和她的同学从哈佛燕京图书馆拍照带回来的。早年的《食货》半月刊，国家图书馆都不齐，偏巧缺的就是刊有杨联陞一篇书评的某期。日前抱着碰运气的想法，请首都图书馆的曹云帮我查查，居然有复印本，她帮我拍了照，发了过来，让我连跑路都省了，就收到了《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的一斑》——《国史探微》一书附录“杨联陞先生论著目录”中列于中文书评的第一篇。2013年，我母亲的友人、清华大学王存诚教授用了大半年的时间，翻译了《汉学论评集》汇集的杨联陞的40余篇英文书评。王教授不是翻译家，也不是史学家，但可以说是一位学养充盈、功底扎实的学者。凭着对杨联陞的敬重，他不带任何条件地承担了这个“难活儿”。看了译稿，我很赞赏王教授朴实、精准、考究、认真的翻译风格。从他的译注中或许也可看出他为翻译这些书评文章所下工夫之“一斑”。而“译注”的做法，也是杨联陞所提倡的。他在评论郝立庵的一篇译文时曾指出，译者自己的注释不要与原著的注释混淆。王教授的译注，看来也受了这个影响。我以此书编者的名义，坚持把王教授虔敬地写下的“译后记”移为“中译英文书评导语”。感谢王存诚先生！

    说翻译杨联陞的书评是“难活儿”，我是有依据的，这就是杨联陞去世后余英时先生撰写的长篇纪念文章《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中的一段：

    杨先生的博雅，在他的书评中显露无遗。《汉学论评集》所收四十几篇英文书评，便遍涉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经济思想史、书画史、佛教史、史学史、敦煌学等专门领域，包罗了中国文化史的全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书评篇篇都有深度，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其结果是把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

    英时先生很肯定地用了“博雅”一词，而身为史学家、汉学家，在哈佛大学学习、工作、生活了50年的杨联陞，干脆说自己是开杂货铺的，什么都要准备一些。兴趣广泛，是杨联陞贯穿一生的特点，书评，正好是一个恰当的落脚点。因此，他把写书评当学问来做，所评那门学问的现状、行情都要了解。他说过，书评是可以近于论文的。他的书评特点之一，或许也是英时先生没有完全概括清楚的，即：他总能在书评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可能与被评者不一致的观点，并加以讨论，还能如数家珍般地概述该领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这一点，与我们常见、惯见的书评有明显的区别。而这一点，也是他对汉学研究的独特贡献。写书评——不排除他自己讲的，立足于《哈佛亚洲学报》，与伯希和、戴文达主编的《通报》争先这一因素——“消耗”了他中年、壮年时期的很大精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一般人看来的所谓治学成就。集于此书的书评，写作时间上起20世纪30年代，下至80年代,较集中的是50至70年代，自 1949年至1965年的《哈佛亚洲学报》（HJAS），几乎期期都有他的书评，有时一期上会多达四篇。虽然那本学报一年至多出版两本，但要知道，他在那本学报上发表的不只是书评，还有十数篇论文，包括1961年集为《中国制度史研究》一书的九篇和 1969年收入《汉学散策》一书的数篇。总的来看，50年50余篇书评，按说量不算大，但亦已并足以奠定他在汉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汉学”这个词，Sinology，大约是希腊和拉丁文字的混合体，最早被欧洲人使用，意为对中国事务的研究。发展至今，所谓汉学，我的理解是：世界范围的非中国籍学者（含外籍华人），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包括中国史籍经典的翻译。毋庸讳言，这样的研究，是需要有学养深厚的华人学者来起一点监督作用的，所以杨联陞自比汉学的看门人。他说：“在这一领域里我采取的是联络人而不是打手或监察员的角色，力求这些评论有帮助、客观而且直截了当；它们有时有所批评，但绝无贬损或攻击之意。”编者依据这些因素，为此书定名《汉学书评》，应不为过。

    多年以来，杨联陞似乎养成了一种学术习惯，或可称为书评思维。有时，他的书信也如书评一般，也在谈论某本书，也在讨论某个观点，或对某书有三言两语的评价，语虽短而精确，类似微评。这类书信，凡我能收集到的，都拟编入杨联陞书信集，而本书只收了《关于唐宋的两本书》这篇更接近书评的信函。还有一些序文，其实也接近书评，限于体例的区别，一概未收。中译英文书评都是第一次以中文刊布，中文书评除曾首发之刊物外，大多还曾分别收入《中国语文札记》（原名《杨联陞论文集》）、《哈佛遗墨》和《东汉的豪族》三本书，但均不属于那三本书的主要内容。阅之眼熟的读者，望勿见怪，亦请谅我。而这本《汉学书评》，可以说基本上汇集了杨联陞的书评文字，体现了杨联陞书评的全貌，至少也是“十得其九”了吧。至于《书评经验谈》一文所讲的第一篇书评，斯纨（孙念礼）博士译注《汉书·食货志》书后或读记，原标题虽为Notes，作者则将其归为综述文章，“实已近似论文”，故未收入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