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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9月21日 星期三

    著者感言

    宋朝如何从陈桥走向厓山

    虞云国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9月21日   10 版)
    《从陈桥到厓山》,虞云国著,九州出版社2016年9月第一版,45.00元

        进入本世纪以来,虽然仍在生产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但历史随笔书评的写作从未中辍过,尤其在退出饱受诟议的考核体制后几乎成为了我的主打。对我来说,宋史相对谙熟,涉笔也最频繁。前年将宋史以外的随笔书评结集付梓,有自序告白:“关乎宋代的文章最多,准备另编专书。”梁由之先生获知鄙意,厚爱如故,慨允将其纳入他所擘划的“长河文丛”由九州出版社梓行。书稿编迄,自应作序交待。

        先说书名。记得两年以前,也是由之兄邀我编那册小集,曾代拟书名曰《放言无忌》。沉吟再四,我还是改为《放言有忌》,那自序曾说理由:“既然宪法是划出范围的,更兼之还有某些说之不宜的话题负面清单,放言还是有忌的”;“而每个公民都应在宪法阈度内,执着守护权利与自觉践行义务,继续为这种前行之势放言与助力,藉以汇成大輅无从逆转、覆辙不再重蹈的巨大合力”。《放言有忌》中涉及现当代史若干问题,才有了这番话头。时与世移,今昔异趣,如今的集子只说宋史,既无关乎“放言”也不涉及“有忌”之类的话题,但书名总要取的。

        我在宋史领域略有影响的大众读物,大概算是《细说宋朝》。这次入集的文章,作年多在其后,不妨视为我对两宋史的新解读,故最先拟名《再说宋朝》,似也顺理成章。私意原以为,为新集子冠名,犹如为新生儿卜名,重要的还是出世之后,新集子的读者口碑或新生儿的将来成就是否看好,命名者预先的煞费苦心或率性而为,似非关键所在。譬如“爱玲”作为芳名,市肆坊间用者必夥,但用在张爱玲身上,因作品光艳逼人,其名也便大俗成就了大雅。不过,策划者与出版方都建议有否更亮眼出彩的书名。寻思再三,既然集子都在说宋朝,何不就两宋起讫切入,从肇始北宋建立的“陈桥兵变”与标志南宋覆灭的“厓山之战”中拈出地名,唤作《从陈桥到厓山》,内涵倒也一目了然,而以《再说宋朝》作为副题,似也不悖初心。

        次说文章。披览集内小文,不仅写作年代跨度已过岁星再周,体裁尤其难称整饰划一。大致说来,书评居多,随笔次之,其他则既有报刊所约的历史评论与专题访谈,也有诗文名篇的解读赏析,甚至一两篇还是学术论文普及版。各种体裁的文章收纳入集,仿佛杂拌或乱炖,文章风格也难免随体而用,逢场说话,这是必须坦白的。“文章是自家的好”,向来是最受诟病的文人积习,我在这里却绝无这份自信,天下好文章可多了去!差可自慰的是,其一,我在这些看似轻松随意的小文章上所下的功夫,决不比那些高头讲章的大论文有所懈怠,因为既要追求史实的全面准确性以坚守史学的操守,还须兼顾阅读的赏心悦目感以获取读者的认可(至于这两个目标是否真正达到,也还是不敢自信的);其二,既然旨在“再说宋朝”,我也竭尽绵力在文章里融入那么一点新意,或探讨前贤未及的若干史事,或以新视角说旧事件,或匡正时人对宋代的误读,在诸如此类中也蕴含着笔者出离世外的关切或隐忧。

        末说编排。虽说文体近乎杂拌乱炖,但总得有安顿的架构。于是,根据内容略作区处,归为六辑。原先的排序,先是总论篇,而后继之制度篇、事件篇与文化篇,殿以人物篇。其初衷无非是先读总论仿佛泰岱极顶一览众山,再按重要程度依次进入制度、事件与文化,个体人物的历史涵盖度相对而言毕竟有限,故而委屈其垫底扫尾。出版方则别出机杼,循着先分论、后总论的总体思路,对结构顺序大胆调整,改为人物篇—事件篇—文化篇—制度篇—总论篇。平心而论,这种编排似乎更符合一般读者的阅读逻辑,颇有其合理性。两种编排,让我有趣地联想起周敦颐《太极图》与陈抟《先天图》的异同优劣:《太极图》居高临下,意在“生人”,故从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顺着往下说;而《先天图》拾级而上,排序恰与相反,据说陈抟老祖认为同一模式“顺则生人,逆则成仙”。但我却想多说一句,历史学的终极目的也是“生人”(即作育启迪人),无论何种阅读顺序,高屋建瓴地把握对两宋史的总体观,其必要性与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宋朝究竟如何从陈桥一步步跌跌撞撞地走向厓山的轨辙,在此无法充分展开。要而言之,北方女真、蒙元等骑马民族政权的强悍崛起,虽是不容忽视的外部环境,但内在因素更值得深思。宋朝以陈桥兵变而幸得天下,开国之初,无论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还是统治思想的宽容开明,都为新王朝带来了生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祖宗家法”。但“祖宗家法”毕竟依附君主集权政体之上的,其中命定蕴含消极因素,虽然北宋也有过改革与变法,却绝不可能触及“祖宗家法”中事关君主集权的深层问题。而随着北宋晚期社会危机的加剧与建炎南渡后强敌压境的态势,南宋最高统治者不仅彻底关闭改革之门,而且不断强化君主专制的集权趋势,“祖宗家法”中“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负面基因恶性膨胀,致使政治军事体制在总体上丧失了活力。而士大夫连北宋中前期“家法”所赋予的所谓与皇帝谓共治天下的权力也被剥夺殆尽,立朝得势者反而多是为专制集权与“祖宗家法”唱赞歌的鲜廉寡耻之徒,正直有为的士大夫官僚难以有所作为而长久在朝。于是,中国完全转向内在。既然“祖宗家法”绝对“不容轻议”,就在“家法之美,无如我宋”的老调子里,一路走向了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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