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史料的整理水平亟待提高

    越来越多的学者、学术机构和出版机构对历史影像资料开始予以关注和重视，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一个亮点。不断有“新的”老照片被发现、整理、出版，丰富了中国近代历史影像的资料库，增加了读者对历史的现场感。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史学界对这些“新史料”的整理与利用尚处于“初级阶段”，但一些老照片的面世，还是不断给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带来冲击和惊喜。

    例如，关于北京北堂。最初由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于清康熙年间在西安门内蚕池口修建的这座教堂，因雍正年间禁教而废弃；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清廷又将北堂用地归还法国教会；1866年，蚕池口重新建起北堂；但是因与西苑仅一墙之隔，皇家禁地亦在其俯瞰之下，清廷即以西苑扩建的名义，用西什库地方与教会置换，并给了一大笔拆迁补偿费。现北堂门前的中国式碑亭中，即立有光绪十四年（1889年）天主教堂迁建谕旨碑。然而老北堂是什么样子，何时被拆除，一切都语焉不详了。最新出版的邱举良先生编著的历史影像集《百年沧桑——法国军官从热气球上看中国》，则给我们带来了老北堂的“新信息”。法国军官1901年拍摄的老北京照片中，就有几幅老北堂的照片，不仅有前立面形象，甚至还有热气球航拍的全景照，建筑风格、教堂布局，以及近在咫尺的紫光阁都一览无余（图一）。

    《百年沧桑》共收录270余张（其中有14张热气球航拍照片）20世纪初京津地区的老照片。据编著者介绍，该影像集源自其在法国巴黎旧书摊上所购活页画册《LA CHINEATERREETENBAL⁃LON》（从地面和热气球上看中国）。该画册于1902年由法国巴黎的BERGR-LEVRAULT&CIE出版社出版，系三位参加八国联军侵华远征的法国军官所摄。它“真实地记录了法国军队在华情况，既有在驻天津司令部庆祝法国国庆和在北京以法国司令官名字命名街道的剪彩活动，也有法国工程兵在北京公使馆区修筑防御工事、修复卢沟桥铁路等场景；既有反映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军队在北京的活动照片，也有法国天主教堂等建筑受损的镜头。当然更多的照片是反映北京和天津地区的建筑和人文景观，包括北京的故宫、北海、景山、颐和园和天津的北河地区等，以及皇宫内的陈设和街道上的市井生活”。编著者甚至还加入了一些自己在同场地拍摄的彩色新照片，以便读者“产生强烈的对比，看到北京和天津百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这样一部给我们带来许多历史信息和知识的影像集，每个读者都会对编著者和出版者有一份由衷的敬意和感谢，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虽然编著者并非史学专业工作者，因机缘巧合，偶然发现该画册，但“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稀罕物”，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将其收购。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将此稀罕之物视为私藏，秘不示人，而是整理出版，公之于众。

    事实上，近年来不断有类似情况发生。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的影像，特别是来华外国人拍摄的历史照片，不论是曾经在西方出版或未曾整理出版过的，被重新发现，整理出版或在互联网上公布。像《百年沧桑》这样，来源明白，摄影者明确，拍摄大致时间清楚，应该说是有很高史料价值的。但是，正如本人曾一再强调的：面对这样的“新史料”，我们在欢呼甚至陶醉于其带给我们对历史的新感觉之时，也千万不要低估了在利用“新史料”时所需要面对的困境。影像史料应该如何整理编辑，如何准确解读影像史料中的历史信息，以发挥它的最大使用价值，就是我们正在面对的史学新困境之一。举几个《百年沧桑》在整理中发生的错讹，或许可以提高我们对这一问题严重性的警觉。

    该书第43页照片文字说明是“广渠门（CHOUNTCHE）旁边的铁道”。下边另有一段文字：“卢沟桥至北京前门的铁路，由法国远征军工程兵修建，包括前门火车站。”如果整理者对相关历史或北京地理有所研究就会知道，这条铁道当时没有也不可能经过远在城东边的广渠门，而只可能是广安门。法语CHOUNTCHE所指正是广安门的另一个名字彰仪门。

    因为编著者并没有说明原照片是否有说明文字，我们不能确定这些照片说明是画册原有而直接翻译过来的，还是编著者自己所加。从现在书中的内容看，似乎两种可能都有。

    例如第94页“朝阳门东岳庙的牌楼”这幅，明显与第137页的“北海门”系同一牌楼，但文字所指却风马牛不相及。如果对北京的琉璃牌楼有所了解，从其形制大小、装饰可以看出，此绝非东岳庙牌楼，也不会是其他琉璃牌楼，只会是北海大西天的西天梵境牌楼。

    再如159页“天坛朝南空地的大门”，第161页“北京国子监院内的监视塔”，和163页“国子监的号舍”三张。不知是原来法文说明的问题，还是翻译的错误，这三幅照片实际上都是顺天府贡院的照片。159页是贡院的全景，161页是明远楼近景照（图二），163页是考棚。此前已知北京贡院的老照片不会超过五张，应该说这几张照片均极为珍贵。

    165页“灵光寺佛牙舍利塔的底座细部”和166页“北京西边一公里的十三层八角塔，名为佛牙舍利塔，位于北京西山八大处灵光寺……”这两幅确实是一组，但并非是八大处灵光寺的舍利塔。说明中提到在“北京西边一公里”，已经指明此塔位置，而八大处远离城区，与此根本不符。符合上述条件的是位于广安门外一公里的天宁寺塔，而且对照此塔“底座细部”更是完全吻合。

    第300页“北京茶叶商人的店铺”一幅也有问题（图三）。从“瑞和公老蜡铺”的匾额到高悬的招幌，都可以看出这是一家专业蜡烛店，而不可能是“茶叶商人的店铺”。

    除此之外，有些或许不能算错误，可能是因为拘于原文直译或整理者知识所限，而未能更深入地挖掘出照片本身的丰富历史内容。如第37页是一个人的背影，文字说明是“天主教法耶（FAVIER）主教在读日经课”。如果整理者对近代史有更多了解，就可直接说明此人就是北堂的主教、中文名叫樊国梁的著名传教士。第66页“皇宫背面的牌楼”，其实就是紫禁城西北大高玄殿前的著名牌楼。而第150页“皇城南门”一幅，如能直接指明是天安门就更好了。

    另外也有一些存疑之处，如164页“1860年圆明园内的法慧寺废墟，其部分依山坡建在宫殿的一侧”的说明令人怀疑。依笔者所见，此塔为颐和园花承阁多宝塔可能性最大。222页那位“皇帝的兄弟、中国王储MEI将军”，肯定不是“和硕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究竟是谁，有待考证。

    毋庸讳言，由于原照片著录不清或因整理者未经专业训练，相关历史知识有限，目前国内出版的许多历史影像集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出错现象。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关注。衷心期待我们对历史照片的整理编辑水平不断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