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的古籍整理出版往事

    陈垣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对我国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科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951年，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陈垣为小组成员（共19人），在此期间，他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做了很多工作。

    影印出版《册府元龟》

    《册府元龟》是我国北宋时期四大部书之一，是一部集政事、历史于一书的百科全书性质的史学类书。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成立，明确提出“应当动员和组织有关力量，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内，分期分批地把我国古代和近代以至‘五四’以前的主要学术著作有计划有系统地整理和出版”。同年4月，文化部调整中华书局的业务分工以出版古籍整理图书为主，为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册府元龟》是在这次调整后中华书局计划出版的第一部影印古籍，因此中华书局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听取了诸多知名专家学者关于版本的意见，陈垣即参与其中。

    1958年，中华书局致函陈垣，就底本、参校本等问题征求其关于影印《册府元龟》的意见。陈垣很快回复中华书局，赞成这个办法，他在给中华书局的信中写到：“此项办法成本虽贵，但用此书的人都可靠图书馆购备，不一定每人都有此书也。”影印出版《册府元龟》有很多具体工作要做，1959年5月，陈垣看完中华书局送来的《册府元龟》七十二页补遗，指出“其中十四条与本卷或与他卷重出，似可不补”。同时在信中写到：“又傅校《册府》，亦已阅毕，除漏去一行半行者不录，录其整条漏去者凡十五条，送上。”陈垣还专门致函同为古籍规划小组组员、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赵万里，询问、了解北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两馆所藏宋刻本《册府元龟》的情况。

    1959年，陈垣应中华书局之邀撰写了《影印〈册府元龟〉序》，6月18日，此篇序作寄给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信中专门说明：“此序共分八段：第一说前人不重视《册府》；第二说《册府》渐为人注意；第三说《册府》材料丰富，可以校史，亦可以补史；第四说《册府》可以校史，亦可以史校之；第五说宋本比明本为强；第六说明本亦有胜宋本处；第七说明本脱文是有意删去，不尽是脱文；第八说宋刻既无完本，以明本影印亦宜。”6月26日，金灿然即回信给陈垣告知工作进展并征求意见：“（《册府元龟》）兹已将续稿发排，俟排就当以清样一份送请察阅。拟写后记一篇，附于卷末。”金灿然在信中还征求陈垣的意见：“为便于翻检，将舍去原刊目录，另行编排在各门下系有总页码的总目录。并以各门首字笔画多寡为序，增编卷目索引一份。如此做法，未知妥否，请示尊见。”

    12册影印本《册府元龟》1960年由中华书局所属香港印刷厂完成印制，正式出版发行。

    《册府元龟》影印出版后，陈垣仍一直给予关注，1961年12月陈垣在回复藏书家、水利学家赵世暹来信提及应校订出版《册府元龟》时，这样写到：“该书（《册府元龟》）卷帙浩大，如俟校好再印，则需时甚久，故先影印，以供研究者参考。”可见陈垣先生当年对古籍整理出版有着明确的认识，先影印，供专家学者研究、使用，具备一定条件之后再进行校订。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校订《册府元龟》的工作，四十余年后才得以完成——2006年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主持，历时十年整理、校订的《册府元龟》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这一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校勘精准的整理本。可以说，校订本《册府元龟》的出版，也完成了陈垣当年的心愿。

    新旧五代史的整理出版

    建国后，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出版工作由中华书局具体落实开展起来，先后有百余位古代文学、历史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

    为落实“二十四史”中《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整理任务，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1958年专程拜访了陈垣。据陈垣随后（10月16日）写给金灿然的信件得知，这次会面“畅谈甚快”。陈垣随此信还寄给金灿然他的专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一册、文章《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一篇。金灿然收到信后，很快安排中华书局的编辑陈乃乾落实、处理“陈援庵先生来信及所附著作”，同时请陈乃乾考虑陈垣“是否对《旧五代史》采用百衲本有不同意见”。

    金灿然在回复陈垣的信中写到：“《旧五代史》辑本经四库馆几度改窜，迄无善本。得先生据《册府元龟》推寻覆勘，不但可纠《四库》之失，并可校正《大典》之讹。大著《发覆》，初引其端，此后全书校定，其有裨于学者更大。”也是在这封信中，金灿然明确提出请陈垣担任新旧五代史的整理者，他在信中写到：“兹事体大，非公莫属。取舍从违，悉听裁酌。”至此，《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的整理工作便落实给了陈垣。陈垣的学生柴德赓1959年10月写就的《我的老师——陈垣先生》一文中，即记述了此事：“今年（1959年）七月初，我到北京，还见这位八十岁的老人拿着放大镜孜孜不倦地校订《册府元龟》和《旧五代史》。”

    此后，陈垣与中华书局的工作往来一直比较密切，1959年5月20日，中华书局编辑陈乃乾将胡文楷提供的《旧五代史》数则佚文寄给陈垣。而陈垣先生对新旧五代史的整理也有序进行，先后编制了新旧五代史的地名索引和人名索引。到1961年，标点《旧五代史》的初稿已完成，学术界都很期待着这部整理本的出版，但陈垣并不满意已做的工作，这一年4月17日他在写给四川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蒙文通的信中提及此事：“敝处所标点《旧五代》，初稿虽早已完成，但尚须细细重勘数过，断不能如传说所云本年六月可以交卷。”据此可知，新旧五代史的整理工作并没有结束，到了1964年4月，陈垣的学生柴德赓被借调到北京，协助陈垣点校整理《新五代史》。12月陈垣在写给中华书局编辑刘钧仁的信中写到：“承寄示《新、旧五代史》校记各一条已收到，专此复谢，并致敬礼！”足见《旧五代史》的整理工作仍在进行中，尚未完成。

    1966年，“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在全国大形势的影响下，全部中断，陈垣整理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终未按预先设想出版问世。柴德赓离开北京回到江苏工作，两年里他协助陈垣所做的《新五代史》点校工作本和校勘笔记等悉数留下。

    1971年6月，陈垣因病逝世。就在这一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整理“二十四史”的工作重新启动，其中新、旧五代史分别由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承担，并先后于1974年、1976年出版，陈垣生前没能看到他为之付出巨大心血的新旧五代史的出版，留下了永久的遗憾。更值得告慰陈垣先生的一件事是，标点准确校勘精审、由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主持的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历时七年，201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新五代史》扉页“新五代史整理人员名录”上，第一行专门注明原点校者：陈垣、柴德赓；《旧五代史》扉页“旧五代史整理人员名录”上，第一行专门注明原点校者：陈垣、刘乃和，这足以告慰陈垣先生的在天之灵。

    其他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陈垣担任古籍小组成员期间，在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校勘学释例》（1959年）、《二十史朔闰表》（1962年）、《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62年）、《通鉴胡注表微》（1962年）、《史讳举例》（1962年）、《中国佛教史籍概论》（1962年）、《中西回史日历》（1962年）、《清初僧诤记》（1962年）、《释氏疑年录》（1964年）等专著。其中解放前已出版过的旧著，都由陈垣本人加以校订增补后重印，他的学生也协助做了一些具体工作，陈垣先生的哲孙陈智超，曾在文章中提及此事：“修订工作包括加标点符号，修改个别文字，核对出处，看校样等，在这些方面刘乃和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些专著中，《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是当时我国仅有的中西回历比照方面的工具书，为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提供了极大便利。《史讳举例》是陈垣对我国历史上各朝代避讳种类、避讳方法等进行全面总结的一部专著，书中对有关避讳的诸多问题，都有所论述。《校勘学释例》是陈垣利用校补《元典章》时搜集的材料撰写完成的，书中列举了行款、用字、名物等方面错误的例子，总结了校勘学的规律。《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中，陈垣通过对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注疏的《资治通鉴》进行考辨，对胡三省学术成就及观点给予阐介，并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之意，这本专著被认为是陈垣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陈垣本人亦很看重此书。

    这期间，陈垣对中华书局出版的一些重大古籍整理项目也给予关注，并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如1964年陈垣细读了中华书局寄给他的《影印四库总目出版说明》后，专门给中华书局编辑部负责同志回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意见：

    一页六行 首都北京 首都二字可省。

    一页九行 原注卅个字 可省。

    一页十一行 也以他化力最多 拟改为“也以他的力量为多”。

    三页三行 七万六千 嘉业堂刻本《郑堂读书记》作“七万八千”。

    三页五行 陈垣《四库书目考异》未有刻本

    四页九行 道光“当时的”五个字可删，因道光时阮元离浙抚任已久。

    又 遗漏 二字可省。

    而对中华书局整理出版《明文海》一书，陈垣因当时住院治疗，虽然没有立刻回复中华书局所寄信函，但事后则十分坦诚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查此书（《明文海》）为黄氏晚年未定之本，其体例颇多可议，诚如《四库提要》所言。但此书为研究明代文献者必须参考之书，不予印行，终必散佚，所以我的意见，今日若有余力，印行仍比不印行为好。”在信末，陈垣专门指出：“书文津阁本一万一千五百五十八页，中间缺一五八、一五九、一七○、四八二等卷，未识其他钞本有可采补否？”中华书局整理出版《汉唐地理书钞》的出版说明，陈垣也力所能及地为其把关，他不但细读一遍，还挑出出若干个错字：“任日方所辑书名‘地记’，不是‘地纪’。又‘隋时仅存十分之二’句，隋时二字改为唐初似较合。”

    1961年，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扩大会议上，81岁高龄的陈垣在发言中鼓励年龄较大的专家要努力学习、努力著书、努力帮助青年专家成长。他借用俗话说：做到老，学到老，学到八十不算巧。他还用《论语》的句子新集了一副对联：“欲寡过而未能，不知老之将至。”希望大家互相勉励、互相督促，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而陈垣本人的一生，就是笔耕不辍的一生，他直到晚年仍然坚持工作。1964年7月17日，84岁高龄的陈垣，仍然坚持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