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8日下午两点半,我在上海展览中心的中央报告厅参加上海书市的签售活动。此时,来了一位中年读者,中等身材,微胖,主动跟我打招呼,并留下了一个中号信封。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沓打印材料,题为《刘百昭一生的几个主要片断》,作者署名刘恕。文章一开头就写道:“我的祖父刘百昭,字可亭……”我由此知道了作者跟刘百昭的关系。
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写道:“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于是,始终微笑着的刘和珍烈士的形象和武装镇压学生运动的刘百昭的形象就深深刻印在我的心版上,逾半个世纪而不磨灭。
历史事实是:1924年4月18日,刘百昭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掌管全国高等教育事务。次年8月10日,教育总长章士钊,以“整顿学风”为名,宣布停办正在闹学潮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这个差事自然落到了刘百昭身上。我细读了刘恕先生以家属身份撰写的回忆录,其中第二节的小标题即为“奉命接收女师大”,所述内容与前文的介绍基本相同,但丰富了若干细节。比如8月19日有多位北京各学生团体代表(男生)前来女师大声援,将刘百昭团团围住。为刘百昭解围的人中,除开有刘的同乡刘侃元之外,还有一位著名的福建籍女作家庐隐,原名黄淑仪,当时在师大附中教国文。又如,刘百昭率领的“男女武将”,男的是京师地检厅侦缉队的警员,女的是“三河县老妈子”,系在京女佣,天然足,身材高大,有力气。
对于鲁迅研究者来说,刘恕先生的文章还提供了一些罕见的新史料。查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3卷,《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之后对“刘百昭”并无注释。查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大辞典》,“刘百昭”词条下亦未注生卒年。读了刘恕的文章,才得知刘百昭生于1889年5月25日,卒于1933年6月21日,终年44岁。文章还告诉我们,刘百昭之所以出任专门教育司司长,除了因为他曾在欧美8个国家留学了11年之外,主要是章士钊的引荐。刘与章是湖南同乡,又先后在英国留学,章士钊在英国阿伯丁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刘百昭在英国爱登堡大学学经济,获得经济硕士。刘百昭赞同章士钊的“整顿教育”计划,所以在“女师大风潮”中扮演了打手的角色。
还有一件事与鲁迅作品有关。在发生于1925年11月28日的“首都革命”中,示威群众(主要是学生),捣毁了章士钊宅,散失了一些图书,也冲击了刘百昭的寓所。刘百昭事后报案,说当日丢失了八千元公款。公款私藏,这在当时成了一桩疑案。根据刘恕先生介绍,1925年9月,教育总长章士钊除让刘百昭出任新筹建的国立女子大学校长之外,还兼任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该校保留原来的美术专科之外,又增加了戏曲、音乐两科。当时军阀混战,教育经费捉襟见肘,拖欠教职员薪俸成为了常态。刘恕的文章写道:“由刘百昭负责保管的艺术专门学校备用的八千元公款也不知去向。八千元在那时可是一个大数目,艺术专门学校一个月的经费才九千元。刘百昭赶紧将此事呈报教育部,要求确实查勘,以昭核实。教育部随即派定部员三人侦查此事,因时过境迁,最终无法得出结论。”
一般读者对刘百昭的了解,仅仅停留在鲁迅作品本身。因此,刘恕文章的最大价值,就是让我们了解到刘百昭一生的经历。据刘恕介绍,1926年初,易培基出任教育总长,刘百昭失去了章士钊这个靠山,于是先后辞去了专门教育司司长和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的职务;他担任中法教育基金教育部代表的职务也被易培基直接取代。此后,他一度出任财政部盐务学校校长,但由于经费支绌,又于1927年6月离职。1927年8月,刘百昭由北京到上海一度研究工商组织法和劳资调节法。不久又回北京,担任中美合办的中华懋业银行总稽核。由于蒋系与桂系的茅盾,懋业银行于1929年5月27日停业。此后,刘百昭倾向桂系,并在桂系的劝说下赴香港共谋反蒋活动。
1930年8月,刘百昭被聘为东北交通大学教务长,并编写了一部十余万字的教材《中国铁路史》。1931年4月,由当时在东北大学任教的章士钊推荐,刘百昭离开东北交大,出任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6月,校园内突然出现了打倒章士钊、刘百昭、萧纯锦的标语,因为这三个人都跟“女师大风潮”有关。6月20日,刘百昭被迫向东北大学委员会提交了辞函,后经校方挽留未果。然而,很快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学生纷纷逃散,东北大学校园变成了日本兵的马圈。此时的刘百昭逃回北平,积极参加了复校活动,并与其它教授组织了“全民救国协会”“北平各大学教授抗日会”,公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了“一致对外”的主张,并组建了“东北大学学生军”,举办了各种抗日救国训练班。1933年3月,刘百昭辞去了东北大学职务。同年6月21日因肺结核病在上海逝世,享年44岁。
综观刘百昭的一生,确有污点,也确有亮点。鲁迅作品中对刘百昭的描写,相当于电视播放时戛然而止的“定格”,反映了历史人物的一时一事,具有一种符号意义;但生命之川是流淌的,对一个历史人物的盖棺论定,自然还是应该顾及全人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