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秉承“好男孩主义”的翌平

    翌平的好男孩主义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面临一个难觅好男孩的现实，有人因此发出了“男孩危机”的感叹。

    最初集中读翌平的小说是在电脑上读的电子版，当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阳刚两个字，后来拿到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书，发现这套书被出版社命名为“翌平新阳刚主义文学系列”，当时就有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欣喜。这种阳刚之气既来自他的叙述，更来自他笔下的人物形象，特别是那些阳光可爱的男孩子形象。翌平对男孩子情有独钟，他写得最多的是男孩子，写得最成功的也是男孩子。既然出版社将翌平的儿童文学命名为“新阳刚主义”，那么我也可以再给翌平加上一个主义，我觉得翌平在写作上秉承的是好男孩主义。

    好男孩不是乖男孩，不是听话的男孩，也不是爱干净、受宠爱的男孩。好男孩意味着健康，健康意味着符合生命理想和人性的成长。好男孩首先没有被社会所污染，保持着男孩的天赋。翌平似乎对男孩的天赋有非常敏锐的理解，他笔下的好男孩都是富有天赋的，男孩最起码的天赋就是充满自信，生机勃勃。且以《流向大海的河》为例，小说写了三个男孩子在成长中的友谊，三个男孩都算得上是好男孩，因为他们就是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成长的，因为他们就是在天赋的充分展开中结下了友谊的。

    翌平所写的好男孩都不是在温室中长大的孩子，也不是只在孩子的小天地里生活的孩子。也许有些作家认为，这样写可以突出孩子的天真和纯洁，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儿童文学的“提纯”，应该承认，从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来考虑，这种“提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翌平从来不追求儿童文学的“提纯”，他的小说从来不回避孩子所处社会的复杂纷乱，不回避孩子在与成人打交道时会遭遇到伤害孩子纯洁天性的情境。当然翌平采取了很聪明的写法，他只是把孩子在现实社会的真实处境呈现出来，但他并不去评价现实社会背后的复杂观念。比如《野天鹅》中的孩子们分别住在十三号楼和艺术楼。十三号楼里的家长都是粗犷的工人，艺术楼里的家长都是搞艺术的。这是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同的阶层和出身会形成各自的圈子，社会的不公平就是由不同阶层体现出来的，但翌平并不是要来探讨社会为什么有阶层的划分、为什么会造成不公平，他只是要真实呈现孩子们成长的复杂环境，而且他向人们证实，孩子们的天赋是向善向美的。

    我最欣赏翌平的一点就是他从来不利用他的小说来教育孩子，大人们将这种做法还美其名曰寓教于乐。翌平不愿意用大人固定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孩子，更不愿意以这种价值标准来设定故事情节的发展方向。

    我发现，翌平心目中的好男孩都带有一点野性。“野天鹅”这个词语用来形容翌平所写的男孩子，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好男孩有点“野”，因为他们不甘于在顺利安逸的文明环境里按照统一的模式生长，他们乐于到野外去，接受大自然的调教，他们也敢于在现实中闯一闯，在困苦中经历磨练。但他们又不是野孩子，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天鹅”般的高贵气质，这是他们的天性。

    翌平的好男孩主义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面临一个难觅好男孩的现实，有人因此发出了“男孩危机”的感叹。有一本书《男孩的脑子想什么》，就尖锐地指出，被大自然赋予力量、勇气和活力的男孩，本应通过狩猎、保护家人、耕作、大量的实践等身体力行的方式进行学习，而工业革命后产生的工业化教育模式——学校，却开始通过印刷品、书面文字和讲授等方式教育男孩。这样的教育方式丝毫不尊重男孩天性。翌平的小说仿佛就是专门针对“男孩危机”而写的。无论是出版社所说的“新阳刚主义”也好，还是我所说的“好男孩主义”也好，都是期待中国的男孩子能够按照男孩子的天性健康成长，成长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翌平的小说很有吸引力，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翌平本人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好男孩，他永远保持着男孩的热烈、阳光、好奇和调皮。他写好男孩的时候一定也把自己投射到了人物身上，所以他的小说特别率真、自然。我相信对于这一点是那些小读者、尤其是那些男孩子读者会感受得更直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