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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开元十三年，即公元725年，在官场、文坛踌躇满志的张说，被唐玄宗任命为集贤殿学院知院士，主持工作。此前，唐玄宗与众学士官员雅集，以“仙者，凭虚之论”，“贤者，济理之具”，将“集仙殿”更名为“集贤殿”，将丽正学院更名为集贤殿学院。学士十八人，再加上张说这位“领导“，共计十九人。唐玄宗此举，看似偶然为之，其实彰显了这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开元十三年四月五日，张说上任，唐玄宗还赐宴赋诗。在庆祝集贤殿和丽正学院成立的宴会上，十八位学士请张说先饮，表明他的领袖地位。然而，张说没有先饮。他停顿片刻说，高宗时有十八九位学士修史，国舅长孙太尉也在其间，当时，也有这么一个场面，长孙太尉表示，自己不能居先，位居九品的人也不能居后，他要求大家共饮。张说讲话，大家洗耳恭听。张说继续说，武则天长安年间修撰《三教珠英》，修撰学士的地位高低不等，不过，站立时，彼此前后位置不以官职品秩为序。最后，张说强调：学士之礼，以道义相高，不以官班为前后。说完，他要求并列摆好十九杯酒，众学士共饮。
这一年，张说58岁，再过五年，张说辞世。
向历史深处张望，我们总会觉得过去的时空辽阔、漫漶，若隐若现的人物与事件，谜一样诱惑着我们。张说的“学士之礼，以道义相高，不以官班为前后”的话语，却如一道耀眼的闪电，让我们的心头为之一亮。
本来，近一千三百年前的过去，“以道义相高”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不以官班为前后”似乎也不合礼数。但是，张说说到做到，把难得一见的文人情怀，巧妙平移到皇权视线内的礼仪之中，足见他的文人情思之重，文人感觉之浓。其实，他的真正身份是当朝宰相，足够的权力，绝对的影响，本该“世故”得很，对学士们施以微笑，或写一张条幅，撰一篇短序，便是平易近人的师表了。可是，他偏偏不这样，为表示自己依旧是读书人，还引经据典，以长孙太尉和修撰《三教珠英》时的风气为凭，把同饮庆功酒当成了一件有道德传承的平常事。为此，张说有了历史的光辉，有了启示后人的资格。
“学士之礼，以道义相高，不以官班为前后”的价值观实现起来自然不容易，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以官本位为核心的分配原则，把鲜活的现实基本格式化、常态化、固定化。上下、前后、左右、大小，轻重、美丑，在格式化中泾渭分明，我们在其中沉潜、奋争，人鬼情未了，一生一世。
值得深思的是，铁板一块的封建政治，并没有完全窒息读书人的生命精神，那些学而优则仕的人，即使担任了朝廷要职，也没有忘记夹在经史子集中重人崇文的思想。因此，张说在集贤殿学院庆典中的行为举止，被我们温暖地记着。
张说与学士们共饮的佳话不是作秀。当时诗人贺知章荣升礼部侍郎，又兼任集贤殿学院学士，可谓锦上添花。同僚源乾曜与张说的一番话，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张说内心的倾向。
源乾曜说：“贺公久负盛名，今日同时宣布两份任命，足为学者光耀。学士与侍郎，您以为何者为美？”
张说回答：“本朝礼部侍郎负责人才选拔，如果不是名望与实才兼备，无从担任此职。但即便如此，礼部侍郎也始终是一名官吏，并不为得贤之人所仰慕；而学士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最矣。”
礼部侍郎为四品朝廷命官，不折不扣的高干，但在张说的眼睛里，这等官职，比不上集贤殿的学士。十足的重知识，轻权力。
此时与彼时区别挺大。不管是学界、科技界、文学艺术界，总之，只要不在级别的范畴内，在四品官面前很难抬得起头。如果是公务会议，或者是参观巡视，要么是合影留念、宾朋宴会，张说、贺知章一样的人一定要处于中心位置，第一个喝酒，第一个说话，第一个哈哈大笑······
体制设置，社会管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推动的改革开放，就是希望共处的社会环境多一些理性的雨露，希望人性化的光芒照耀大地，让人与人之间微笑面对、平等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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