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元年的个体生命记忆

    辛亥革命，使得中国人告别了皇权与皇帝，这一根本建制性的大变局，时贤众说纷纭。对于这一惊天巨变的关键起点——共和元年，学界更多从政治、经济、军事诸层面进行考察，很少有人从个体生命史与生活史的角度进行观察。桑兵教授另辟蹊径，聚焦当年共和元年亲历者，从近百部相对私密的日记入手，重返历史现场，剔除了常常为人所诟病的后见之明，旨在协调大历史与个人视角的歧异，校正后设架构与循序演进的视差，平衡类像与单体的异同，兼顾叙事与说理的功能。

    作者从整体史与个人史的互动着眼，本着贴近过来人的感知情绪，对当年诸色人等如何经历共和风潮，如何面对辛亥革命，如何规划王纲解纽之后的人生长途，都给了细密而有趣的解读，澄清了以往不少似是而非的结论。

    王汎森院士曾提到，晚清以来存世的私人日记估计在一两千部以上，“如果能审慎而有效地使用这些日记，几乎可以按年按日排纂出各个阶段、不同阶层的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心态的变化、思想资源的流动等等问题，使得我们可以不局限于探讨思想家的言论，而能从一个新的广度与纵深来探讨思想、文化史”。

    不过，此事看似容易，倘若着手，却往往会沉舟侧畔千帆过，正因为作者浸淫晚清民国文献近四十年，对于那段史实可谓烂熟于心。对于清末民初文本的前后脉络极为熟稔，加之作者对于近代日本历史情境与日本事物传入东土的关注，这才使得本书的写作有了迥异时流的纵深感，从很多别有深意的注脚更能体会作者的良苦用心。

    12年前，笔者正求学于武昌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桑兵教授受邀返回母校讲学，向其请益之时，他特意提到为学之道不能穿凿附会，尤忌强古人以就我，抽离史事前后左右上下内外的联系，以后起之观念编排历史。当时正读到王汎森院士在台北《新史学》所发对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强调近代史研究必须“去熟悉化”（defamiliar⁃ized），避免“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陈寅恪语），两相比对，对历史的撰述方式有了愈发亲切的体味。

    作者有志于从日记的视角，发掘近代中国重大历史转变时期的深层记忆，此书也是其“大转折时代四部曲”之一，细腻而不失宏大，面对年龄、性别、政见、地域等颇多不同的个体，本书信手拈来，既纵横东西南北，又融汇悲欢离合，在一段段生命史的低吟高歌中，让人惊叹历史叙事的新奇可喜，又拨正了不少戏说历史的迷津。

    历史学家往往对不少戏说扼腕兴叹，其实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本书的垂范，无疑给历史学家如何以新手法与新材料重塑国人历史记忆，留下了无尽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