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路寻梦

    茫茫草原丘陵、悠悠戈壁沙漠，梦幻般的驼铃、首尾不能相望的驼队，以及那些把性命掖在裤腰带上闯荡驼道的汉子和商贾们，就象一首永不消散的音乐，常常回荡在我的脑海。驼道驼城的故事远离我们已经将近一百年了！但是他们创造的商业奇迹却镌刻在历史无形的纪念碑上，为人民所感念。

    还是在童年的时候我就听父辈说过，在后草地曾经有过一条商道在那里穿越；我生活的城市呼和浩特北面横亘着一座山脉——大青山，从大青山北麓向北延伸是绵延不绝的草原，被当地人称作后草地——那是一条由商人和驼夫以及他们商队中的骆驼与狗的绵软的蹄掌、马匹角质的硬蹄踩踏出来的道路。这条道路由归化城(现今呼和浩特)出发，穿越茫茫的蒙古高原和极寒的西伯利亚大地，向着太阳沉落的西方挺进；商路越过欧亚大陆的分界岭乌拉尔山，一直通向欧洲的历史名城莫斯科，可谓是迢迢万里。西伯利亚的劲风迎接着驼队，商旗发出的猎猎声响划破了荒原深处的沉寂，驼铃悠悠惊散了栖息在草滩上的鸟兽，受惊的黄羊群奔跑起来，它们的黄色的脊背联结在一起就像涌动的潮水……这景象就像一个美丽的童话牢牢地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她就是驼道。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已经长成一个雄心勃勃的小伙子，我开始寻找她。冥冥中我觉得她一定会有更多的故事告诉我。在她沿路的草丛中一定隐藏着许许多多的秘密。那时候我的本意是将这些传奇故事拿来用作我写小说的素材。作为一个作家，我把这条商道当做最珍贵的素材仓库。我相信驼道上所发生的那些传奇故事一定能帮我吸引住读者，事实上我真的写了许多“驼道小说”，像《驼道》《驼路歌》《驼村》《驼殇》《驼帮》以及《大盛魁商号》《走西口》，加起来有三百十余万字。关于驼道的小说我肯定还会接着写下去，因为这个素材仓库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但是对驼道的寻觅却是异常的艰难和曲折，为了寻找她，我骑着自行车走遍了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我或骑马、或骑骆驼、或坐汽车、火车，从呼和浩特到山西的忻州、太原、祁县、平遥、太谷直到湖北的汉口；为了寻找它我骑着马走遍了内蒙古西部的草原和沙漠；在中蒙边界附近我迷失过方向，乌兰布和沙漠里留下过我的足迹。我追寻的足迹沿着北京通往莫斯科的铁路一直延伸到了俄罗斯的境地，为寻找它我花掉了无以计数的美好时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前前后后访问过上数千名长者，他们大都是从驼道上退下来的老商人和老驼夫，也有热爱呼和浩特历史文化的学者、专家。他们是业已逝去的世界的见证人和研究者，是本土文化的守望者。他们都是我非常敬重的人！

    在呼和浩特档案馆里，在那些几十年未曾有人触动过的挂满尘土的历史文献的纸堆中，在许许多多老年人的回忆中，在法国的日本的俄国的包括前苏联许多学者专家的著述中，我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证据。散布在大地上的驼道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们绵延了数百年，就横亘在山西通往中原大地的山谷间，它就隐没在蒙古高原茫茫的草丛里，它就铺展在腾格里沙漠的沙海中，它就伸展在西伯利亚寒冷的荒野上。

    其实，这条被呼和浩特人称作驼道的道路就是后来名声卓著的茶叶之路。习近平主席把她称为“万里茶道”。这些年关于挖掘茶叶之路文化遗产，复活茶叶之路的活动非常频繁，参与者除了中国茶界的人士还有来自俄罗斯、蒙古国、美国、日本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以及学术研究机构。旅游界的人士和一些地方政府也参与进来了。

    今天当我们来谈论“茶叶之路”的时候，大家已经习惯将她放置于世界近代史和欧亚大陆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和研究。否则，我们就难以认清她的真正面目，甚至会误以为她只不过是一条远离我们这个时代，商人们偶尔穿越的荒僻的小道。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存在着某种本质的区别。或许可以这样说：汉唐以来以长安为枢纽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由于它的悠久的历史和巨大的文化、政治影响而充满了绚丽的浪漫主义情调；而在17世纪末我国清代（康熙早期）在世界上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上兴起的茶叶之路，则自始至终洋溢着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整个清代，四通八达的驼道使归化城（呼和浩特）成为八方通衢之地。无论是中原、沿海、南方诸地，甚至在遥远的欧洲城市莫斯科，那里的人们对归化城（呼和浩特）这个名字都不感到陌生。莫斯科人习惯把呼和浩特称作是“科科斯坦”。四百多年的漫长时光，在北京、天津、汉口，在二连浩特、乌兰巴托、恰克图……，那里的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来自归化城（呼和浩特）的驼队。北京、天津、汉口的老照片都能找到骆驼的踪迹。

    四百年间，关于归化城（呼和浩特）驼运规模和发展，不同时期的文献有着不同的记载。但是有一条是确定的，那就是，在整个清一代呼和浩特是蒙古高原通往中原和西伯利亚的交通枢纽。驼道、羊道、马道、营路和驿道在这里纵横交错。追述她的历史可以在元代、南北朝甚至汉唐时代找到她的源头。而在整个清代当呼和浩特成为蒙古高原上藏传佛教的中心的时候，这里很快就发育成为北方最为重要的商城。随之形成物流的中心，于是越来越多的从事驼运的商人和商号聚集在这里。呼和浩特长时间地聚集着数量庞大的骆驼集群。据著名的史志学家刘映元老先生撰文记述，呼和浩特在清代某一个时期拥有十六万峰骆驼！毫无疑问这个数字背后显示的是庞大的运力。而著名历史学家卢明辉老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记载，呼和浩特在清代某个时期曾经拥有骆驼多达二十万峰。

    我在内蒙古档案馆的文献查到，民国初年呼和浩特的养驼户还多达五百余家。这些养驼户散布在玉泉区、回民区、新城区的大街小巷，散布在呼和浩特周遍的许多村落。象麻花板、厂汉板、攸攸板、水泉村……那时候全都是地地道道的驼村！

    驼道的繁荣来自商业的发达。商业的发达来自于各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就是说时代带给呼和浩特商业和物流崛起以绝好机遇。据不完全统计，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60年代，仅漠北地区定居的来自我国内地的商号即多达五百余家。俄罗斯商人七千余人，公司三十余家，再加上本土蒙古族商人，活跃在茶叶之路上的商人加在一起多达20余万人。这些商人不仅在归化城（呼和浩特）、包头、多伦诺尔等城市设栈经商，而且在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俄罗斯城市）乌里雅苏台（蒙古国城市），科布多（蒙古国城市）等地建筑了许多宽敞的店铺，货栈和住宅，形成了蒙汉回俄罗斯等族进行贸易交换的买卖城。

    茶叶之路从明代万历年间草创，到民国三、四十年衰落，经历了四百年的历史演进过程。在此期间，沙漠之舟——骆驼和辛勤的驼工踩出的驼道不只一条。记得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采访老驼夫们的时候，他们几乎人人都能讲出驼队的行进路线，简直是滚瓜烂熟……出了归化城（呼和浩特），一路向北，过了达茂旗，走上几百里路就是戈壁。有十八站没有河水，需要人工打井。这就是所谓的戈壁。走出戈壁不远，有一站叫好得赖，这里只有一个井。到了二十七召河才有河水。过了二十七召河就有了山。在乌里雅苏台东南路上，还有雪山。这条驼路路线长，很难走，要是自己没有大量的运输工具，或是有运输工具而没有丰富的经验和相应的设备，是不容易通行无阻的……

    茶叶之路以茶叶命名，其实茶叶只是代表，更多的日用百货数量非常庞大种类也非常繁多。向北流动的货物中茶叶主要采自于福建、湖北、湖南、云南、安徽等地，而大量的粮食则是来自河南、江西，布匹和丝织品则是来自山东、江西和浙江，生烟，陶器，瓷器，来自河北、山西，面粉来自陕西，金属器皿和寺庙之用的供佛用品大部来自于江浙，绸缎、蔗糖则是产自两广……所有这些货物全都通过舟船、马车、驴骡和驼运完成远距离的运输，造成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城市百货云集的局势。然后又通过驼运把这些货物运往蒙古草原的角角落落，运往俄罗斯广袤的西伯利亚乃至欧洲腹地。据俄罗斯有关资料显示，在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俄罗斯年平均进口中国茶叶即达60万担—80万担。

    在清乾隆至道光年间，仅张家口一地，每年运往漠北和西伯利亚的砖茶即达40万余箱。以每箱装27块，每块重1.5公斤计算，运量计12600余吨。运往喀尔喀蒙古的绸缎、布匹、茶烟糖等生活用品，计银约二干零八十三万一千余两。这是一条双向流动的河流，庞大的物流涌向北方的同时，也有由西伯利亚、喀尔喀蒙古通过归化城(呼和浩特)、张家口和包头、多伦等城市转销内地的各种商品，包括牲畜、皮毛、药材等，约折银超过一千七百六十七万五千余两。十七世纪中叶以后还有大量产自南西伯利亚乌金斯克的小麦输往中国内地。

    而通过归化城（呼和浩特）运往内地的商品，仅仅羊一项每年每年就高达50万只道80万只以上。

    所以，清乾隆中期以后，由于茶叶之路上的经贸活动进入繁荣阶段，茶叶之路沿线都能够做到稳定畅通站段固定，逐渐形成为我国中原内地与西北蒙地以及俄罗斯商贸的最大经济动脉。

    这就是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中俄世纪大动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