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该不该警惕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的这句名言历久弥新，影响整个地球达长达500年之久，无愧于“绝对真理”。近现代历史中，全世界曾有无数的人，小时候的最大理想就是当一名科学家。“我只相信科学”，几乎成了文明社会稍有知识者的座右铭。他们深信，人类进化史，就是人类的科学发展史，只有科学无止境地不断发展下去，才能把整个人类带入美好乐园。

    而另一些智者却没有这么乐观。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早在20世纪初就已预言：“科学是一柄双刃剑，人类迟早会明白。”本人就是大科学家的爱因斯坦，则声称，“人类通往毁灭的道路是由杰出的科学家的名字铺就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芮斯在《我们最后的时刻》一书中曾如此这般地忧心忡忡，人类已经到了如此位置，我们自己现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在一直威胁着人类的自然灾害之外，还加入了自身的科技。

    我相信，这些智者的告诫绝非杞人忧天。

    数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明显、甚至可以说是后患无穷的负作用。以军事领域为例。古代战争处于冷兵器时代，主要武器是长矛、弓箭和盾牌，炼铁术给人和马匹装上了盔甲，火药则使人类战争升级，进入谈笑间杀人于无形的阶段，飞机、战舰、坦克的出现极大扩展了战争的规模和空间，使其杀伤力的增长呈几何级数，以至于天空和海洋都可以成为无所不在的战场，核技术、化学武器则更将人类引向自我毁灭的边缘。

    最近，中国社科院自然史学者刘益东提出了“致毁知识”的说法，即“坏科学”的概念，指致使人类毁灭的那种科学。有人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技术应用才引出其中的好坏问题，也就是说，负面效应是技术造成的，而不是科学造成的。还有人承认科技固然是一柄双刃剑，关键在于谁使用？怎样使用？我们完全可以回避坏科学，只发展和使用好科学。刘先生认为不可能，人类在现行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观念和机制下，阻止“坏科学”的产生、利用和推广，很难。特别是经济发展至上的年代，资本的肆意推动，必然会造成没有限制、没有底线的科学技术的大行其道。这两年科学史学家田松在《读书》杂志几次撰文，对所谓“科学的价值”深度质疑，认为一项新奇的科学发明出现了，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欢呼，赞美，而是警惕，他呼吁必须建立一种机制，以监督和防范科学技术危害社会。田先生的理由我认为是成立的：一，科学家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并不比常人道德更高；二，科学家的个人道德不能保证科学不做资本与权力的附庸，而不会危害人类。例子太多了。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征调十位著名的实验科学家到军械局研制核武器，其中有三位还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与此同时，美国集同盟国力量，动用包括大批科学家在内的四万三千多人，投入了22亿美元，搞“大科学”活动，造出了两颗原子弹，扔在日本的长崎、广岛，致使28万条生命葬身于蘑菇云中。德国科学家感到了震惊，这个震惊里面更多的不是难过，而是羞辱，其学科带头人海森伯格就不服气，认为德国科学家在理论和技术上并不比盟国科学家差，但德国缺乏相应的环境和资源，同时德国科学家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原子弹引发的道德问题，所以心怀矛盾，消极怠工。盟方有的科学家也在做伦理反思，试验核武器杀人，难道是自己投身科学的初衷么？还有的科学家用正义之举安慰内心，认为自己是为了战胜法西斯而研制原子弹的。还有，德国纳粹医生和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的医生，美其名曰也是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其研究结果也有一定科学价值的，否则，美国人何以不惜付出包庇这些罪犯的国际负面形象风险来换取相关研究资料和成果？

    其实，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科学最早是属于哲学和宗教范畴的，科学家探索自然奥秘，主要是满足其对于天文宇宙的好奇心，据说阿基米德在罗马人攻破家门时，还在埋头研究几何图形，他做出手势刚说了句，别弄坏了我的圆，就被罗马士兵一刀刺死。那时科学与技术几乎没有交集，科学属于精神活动，技术则属于工匠行为。进入工业文明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兴起，科学变得越来越功利，科学一定要转化为技术和利润才有价值。如今的大科学时代，资本增值成了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不少科学家已经沦为某科学共同体的特定服务工具。比如美国的孟山都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研发者和推动者，有足够的钞票“收购”和雇佣全世界上万名科学家为其服务。

    而今，科学越来越注重形而下，被称为“后人类”的克隆人，一出生就挣扎于伦理困境，成了对科学技术的一个反讽。人工智能更显示了科学的无所不能，它不仅让围棋世界冠军成为手下败将，据说还能胜任成人高考的所有科目，可以写诗、作曲，创作小说和剧本，教书，谈恋爱等，对此科学史家江晓原认为，如任其没有伦理限制地发展下去，无异于养虎为患，并发出尖锐质疑，你可以养虎，但你如何向人类保证这样的老虎不吃人？我们也由此理解了，霍金何以发出如此警示：“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的灭绝。”这个时候，对科学该不该警惕，已经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