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世说新语〉大辞典》

    近日获读张永言先生为荣誉主编，蒋宗许、陈默、蒋信、傅娜编纂的《〈世说新语〉大辞典》（下简称《大辞典》），仅正文、附录就有548页，凡140余万字，堪称皇皇巨著，为之赞叹不已。

    《大辞典》的主要编纂者蒋宗许先生等作者，在1992年四川人民版《世说新语辞典》（张永言先生主编，下简称《辞典》）已经取得了很高水平的基础上，又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和积累，历经二十余年的浸淫研读，融会贯通，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进行了较大幅度增补和改进的力作，着实不易。相比《辞典》，《大辞典》收词、释义更全面、详尽，更符合《世说新语》专书语文词典的性质和要求。

    具体来说，《大辞典》在词目、义项增补、释义更正、例证及参考文献补充等方面，均出色当行。仅就收词而论，当年《辞典》收词立目时，完全依据日本学者高桥清的《世说新语索引》，未能对原文逐一覆核辨析，造成了一定数量的漏收。仅《大辞典·前言》中列举的Y、Z两个字母，就失收了约三百五十余条，全书失收词语近1300条——而这些词目，《大辞典》均已补上，数量十分可观。

    四川人民版《辞典》有一类失收是因为对原文属读错误而造成的。例如“交合”条，释为“交好；交情结合”。引例为《世说·识鉴》3：“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大辞典》编者指出：“揆之文意，上言‘求交’，下言‘合’与‘不合’，若以‘交合’切分，则显然错谬。”（《大辞典·前言》第3页）“交”应属上为句，“而卿意怀不可交”作一句读；下文“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作一句读，如此标点，则怡然理顺了。

    在词语释义方面，《大辞典》较之《辞典》有所改进、提高。以“猜”为例，《辞典》收了“①疑；怀疑”和“②畏忌”二义。但《世说·假谲》6：“王敦举兵图逆，猜害忠良，朝廷骇惧，社稷是忧。”这例“猜害”如果解释为“怀疑”或“畏忌”，未免隔靴搔痒，难得其义。《大辞典》在“猜”下据此例列出了“①残忍”一义，又补“猜害”词目，释为残害，坑害，并举《宋书》《北齐书》等佐证，比较熨帖。又如，“人间”一条，《辞典》释为“世间”，而《大辞典》則补释为“世间，朝廷及从仕的婉语”(第265页)。后面这句补充很重要，用“朝廷及从仕的婉语”来解读《世说·捷悟》6“郗司空……自陈老病，不堪人间，欲乞闲地自养”等例，就十分顺畅了。

    《大辞典》充分吸收了学界近些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一书在手，精华尽收。我们看到，编者留心搜集、整理爬梳《辞典》问世后二十多年间学界相关的新成果，汇入相应词目，并在词条末尾列举参考文献，这对读者来说是很方便和实用的。

    在《大辞典》中，编纂者经常征引当今活跃在汉语词汇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之说，既表示渊源有自，不掠人之美；同时也为读者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考。例如，“恶见”条下，引述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76页）；“绝妙好辞”条下，引述启功《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上)文章（174页）；“理致”条下，引述王东《语言研究》2008年文章（193页）；“吴语”条下，引述马瑞志(1968)、陈寅恪(1980)和何大安(1993)的文章（193页）。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部分词目下，列举了不同意见，增广异闻，为专业研究者乃至一般读者都提供了方便。例如，“款杂”条，方一新（1990）释为“空泛芜杂”，而汪维辉（2000）则释为“亲密”，编者虽以“空泛芜杂”说为主，但也列举“亲密”说的不同意见，二说并存，以资参照。“标位”条，虽然编写者倾向于以“标作”为是，但在条目的最后，也列举了“标位”之释（见18页）。凡此，都为读者提供了可供比较权衡或进一步探究的空间和余地。

    此外，在补充参考文献尤其是海外参考文献方面不遗余力，多所攈采收集。先看国内相关研究。如“冰矜”条，《大辞典》释义之外，举了王云路《中国语文》1996年第6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97：469和黄灵庚《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的三种论著（19页），为读者提供了线索。又如“不听”条，作者先后列举了叶爱国（1997）、谢质彬（2000）、萧红（2001）、方一新（1996/2003）和史光辉（2003）等五人的6篇文章（26页），可谓详赡。在外文资料方面，《辞典》原本就做得十分出色，而据《大词典·前言》所言，《辞典》出版后，“张（永言）先生随时关注着发展动态，权衡抉择，在底本上做了大量的迻录。《大辞典》将张先生迻录的相关信息已悉数补入”（前言，第8页）。《大辞典》新增补了大量的海外参考文献，阅读、使用本书的读者都可体会到。

    《大辞典》文化、百科词语的收释更全面、准确，为读者阅读《世说》提供了方便。例如，“郭象”条下，《世说·文学》17记载：“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向）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此例涉及魏晋时期《庄子注》的著作权，属于史实问题。《大辞典》详列冯友兰（1927）、（日）村上嘉实（1941）、王叔岷（1946）、（日）福永光司（1964）、楼宇烈（1980）、汤一介（1983）、杨明照（1985）、（日）泽田多喜男、加藤究（1989）等近十位中外学者的有关论述，为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探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线索。同理，《世说·文学》1记载郑玄学成东归后遭马融追杀事，“马融”条列举日人池田秀三《马融私论》(1980)、冯浩菲《马融追杀郑玄说质疑》(1997)等论著，可以参考。——凡此，都极大地开阔了读者视野。

    当然，《大辞典》个别词语的释义或可斟酌，也有少许排校疏误——均所谓大醇小疵，无伤大雅。

    总之，相比《辞典》,《大辞典》百尺竿头，又进了一大步，嘉惠学林，功莫大焉。今得以先睹为快，不敢独享，故付诸笔墨，聊为喤引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