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文选》

    《文选》是指由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诗文总集，历史上又称《昭明文选》，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按照传统的古籍分类法，《诗经》在古代列于经部，与具有文章概念的《文选》不同。《昭明文选》选录了自先秦至齐、梁八个朝代一百三十多位作家的七百多篇作品（萧统《文选序》说是七代，实际是八个朝代）。文体涉及近四十类，是学习和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重要文献。

    我们知道，由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形式发展并趋于定型成熟的时期，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与之相适应的是文艺理论中对文学概念的探讨和文学体制的辨析日益精密。宋文帝刘义隆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刘彧分儒、道、文、史、阴阳五科，都标志着文学已经取得了正式的独立地位。文学作品数量众多，对它们进行品鉴别裁、芟繁剪芜，就成为广大阅读者的需要，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乃应运而生。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晋代以迄陈、隋，总集共有二百四十九部，五千多卷，其中著名的有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宋代刘义庆的《集林》，但都已亡佚。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总集，就是《文选》。南朝的统治阶级上层，大多爱好文学，并以此作为门第和身份的一种标志,因而奖励提倡,颇多建树。萧统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他的门下有许多文人，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篇籍，商榷古今,并从事文章著述。当时东宫有书近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隋书·经籍志》于《文选》三十卷、《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之外，在谢灵运《诗英》下注：“又有《文章英华》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亡。”根据古代社会的一般情况，达官贵人主编的书籍多出于门下文人之手或至少有门下文人的参预。萧统以太子之尊，引纳文士，当时负有重名的刘孝绰、王筠、殷芸、陆倕、到洽以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都曾做过东宫的属官或为萧统所赏接，这些文士中极可能有人参加过《文选》的编定。

    萧统《文选》一共三十卷，所收时代上起子夏（《文选》所署《毛诗序》的作者）、屈原，下迄梁代，唯不录生人。书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而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531)，所以《文选》的编成当在普通七年以后的几年间。编排的标准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略以时代相次”（《文选序》）。从分类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三大类，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三十九小类。赋、诗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内容把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等十五门，把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等二十四门，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的阶段。《文选》的选录标准，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文选序》）。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记事之史，系年之书”，这几类即后来习称为经、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选。但是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却可以收录，因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选录标准。这一标准的着重点显然不在思想内容而在于讲究辞藻华美、声律和谐以及对偶、用事切当这样的艺术形式，但它为文学划定了范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对文学的独立发展有促进作用。萧统对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持重折中，内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华丽，他认为艺术的发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文选序》）。他指出：“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要求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书》），同时还推崇陶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陶渊明集序》)。所以《文选》所选的作品，以内容的雅正为主。比如《文选》基本不选女性作家作品，也不选当时流传的民歌和艳诗，但却很重视古乐府，选录了古乐府辞四篇，对后世作家的乐府诗也重点收录。此外，萧统对陶渊明的评价很高，他不仅亲自为陶渊明编集、写序、立传，还在《文选》中选录其诗作八首，文一首。至于入选的作品是否值得选录，应该选录的又是否有所遗漏，后代的学者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意见，见仁见智，众说不一。但《文选》所录作品，都有其依据，并不能完全责怪编者。如关于李陵、苏武诗的问题，苏轼批评萧统不悟其为伪诗，而加收录。苏、李诗虽南朝人已有怀疑，但仍在疑似之间，当时人如江淹《杂体诗》有拟李陵从军诗，钟嵘《诗品》则将李陵列为上品。至于苏武，梁武帝萧衍有《代苏属国妇》诗、徐陵编《玉台新咏》亦收录苏武诗一首，这说明南朝人对苏、李诗并不完全否定。随着学术辨伪工作的发展，后人渐渐对前代的作品有了较为清楚的辨识，但即使如此，也并不像苏轼所说那样是齐梁间人所为。《文选》著录的作家作品，如实地提供了南朝人如何认识这些作品的事实，这是十分可贵的历史资料。总的来说，这部诗文总集仅仅用三十卷的篇幅，就大体上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叶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比起同类型的其他诗文总集来，其影响远为深广。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因此，在《文选》编成后不久的隋代，长安就有萧该为《文选》作音注，唐初在当时的扬州就有曹宪传授《文选》，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佼佼者有李善、公孙罗、许淹等，影响甚钜，当时号曰“文选学”。曹宪曾经仕隋为秘书学士，撰有《文选音义》十卷，据两《唐志》记载，除曹宪外，他的学生也都有《文选注》专书，如许淹有《文选音义》十卷，李善注《文选》六十卷，公孙罗注《文选》六十卷，又《音义》十卷，这些专书除李善注本外，在中国都已失传了。

    李善知识渊博，号称“书簏”。他注释《文选》，用力至勤，引书近一千七百种，前后数易其稿。高宗显庆三年(658年),书成进呈。他的注释偏重于说明语源和典故，体例谨严，引证赅博，但对文义的疏通则比较忽略。凡作品有旧注而又可取者，即取旧注入书，例如《二京赋》取薛综注，屈原的作品用王逸注等等。他自己对旧注的补正，则加“善曰”以志区别。李善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而且在于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经亡佚，后世学者往往以它作为考证、辑佚的渊薮。《新唐书·艺文志》尚载有他的另一部著作《文选辨惑》十卷，已佚。至今流传的另一种唐人注本是玄宗时代的《五臣注文选》。所谓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吕延祚所组织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五臣注颇多利用了李善注成果，重在疏文义，可补李善重在注典词出处的不足。宋以后的学者对五臣注批评较多，此种意见积久成习，以至于至今还有许多学者认为五臣注可废。其实五臣注自有其优点，如对作品的解释，较多地串释句意，有利于后学。又如五臣所用底本，与李善有所不同，从后世发现的写钞本来看，往往是五臣本更合于萧统原貌。此外，五臣注也并非无据臆说，而是参考利用了除李善以外的其他诸家注释，比如公孙罗、陆善经等注及《文选音决》等，其中可以研究考索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因此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然其疏通文义，亦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

    宋以后，《文选》学大为昌盛，尤其是清代学者的《文选》学研究成绩突出，成为清代学术重要内容。张之洞《书目答问》专门列有“文选学”一目，可见一斑。“文选学”在古代社会中影响深巨，以至“五四”革命将它列为攻击的目标，但事实证明，作为古代文学文献，《文选》自身的价值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今天所见《文选》版本，李善注系统有北宋天圣明道残本（已残）、南宋尤袤刻本、元张伯颜刻本、明末汲古阁刻本及清胡克家影尤刻本等；五臣注系统有南宋初杭州刻本两残卷、南宋陈八郎刻本，以及朝鲜正德年间刻本等；六家本系统有南宋广都裴氏刻本、明州刻本、明袁褧影宋广都刻本，及韩国奎章阁藏朝鮮刻本等；六臣本系统有南宋赣州本、建州本（即《四部丛刊》影宋本）等。此外，敦煌所出唐代写卷及日本所藏写钞本也都是十分珍贵的早期文献，对研究《文选》原貌大有帮助。通行本为清代胡克家翻宋尤袤刻本，中华书局1977年将胡刻本影印出版，并附《文选考异》于卷末，是目前最为通行的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