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未来的精神食粮

    法国作家雨果当年被流放根西岛期间曾与一群下层贫民为邻，他非常关心住在附近的孩子，每周都要宴请他们，为他们举办聚会。一次，趁这些孩子们的家长都在场之际，他给他们做了一个演讲，在演讲中他这样说道：“孩子是我们必须要关心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知道他真实的名字吗？他的名字就叫‘未来’……无论我们为孩子做些什么，未来都将成百倍地回报给我们。这年轻的精灵，孩子，就是未来丰收的田野。他的生命里蕴含着社会的未来。让我们在这年轻精灵的身上播撒下正义的种子、快乐的种子吧。养育着这孩子，我们就是在养育着未来。”

    因为心中有孩子，所以雨果的诸多作品即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但却是献给未来最好的精神食粮。其实，雨果的演讲道出的也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基本标准，即当一位作家在为孩子进行创作的时候，他或她的心里首先要有一个名叫未来的孩子。然而，如果仅就这一标准来要求中国当下儿童文学作品的话，我们不能不颇为遗憾地发现，其结果是远远不尽如人意的。

    首先，我们许多作家的心里事实上压根就没有孩子的存在。尽管他们的作品中到处都是孩子，但这些孩子只不过就是作家本人的影子，是他们滞留于过去的回忆。这些孩子所传达的仅仅是作为成人的作家此时此刻的心声，表现的是他们对于过去的留恋或怨恨。

    举例言之，曾有一家少儿出版社试图将国内号称“动物小说大王”的某位作家的作品推介到国外，他们找到我希望我帮助介绍译者。我推荐了自己一位在纽约从事写作和翻译的学生，她欣然接受，并找到美国一位获得过纽伯瑞文学奖的女作家进行合作。但是，刚开了个头，她们便决定终止。那位美国女作家质疑道：“写给孩子的作品为什么要这么暴力？为什么通篇几乎没有对话？”她表示美国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作品，因为作者的眼里根本就没有孩子，只有作者自己。在这位美国女作家看来，尊重儿童的心理是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一个最起码前提。的确，具备一专业水准的儿童心理学知识，应该是每位儿童文学作家的必备资格。然而，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当中又有多少人具备这样的资格呢？

    至于美国女作家“为什么通篇几乎没有对话？”的质疑，击中的则是我们这些中国作家不懂得交流的要害。在这些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笔下，父母往往是缺席的。我们压根看不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孩子只是一个个“疯丫头”“野小子”，他们同父母没有太多的交流，我们无法想象他们的精神世界会有怎样的家庭传承。相反，我在瑞典作家林格伦所塑造的一个名叫马迪根的疯丫头形象身上，却看到了其父母丰满的存在，看到了父母之于马迪根的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就是责任。

    责任是爱，既然我们的作家不能自觉肩负起对于孩子的责任，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期待他们的作品成为孩子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呢？

    其次，虽然我们有些作家已经开始重视孩子的存在，但他们却并不是从未来的开放视角去打量孩子的。他们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很精确地瞄准了孩子的心理，然而这种瞄准更多的却是迎合，只是一味想抓住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对于一个孩子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品质？他如何才能担当起我们所希望的未来？我们的作家极少给予关心和思考。他们宣扬团结合作，结果忘却了自我独立；他们崇尚纪律，但又疏忽了自由；他们全力为孩子们构建一个纯粹、唯美、温暖的世界，可是一旦这些孩子遭遇那个污浊、丑陋、冷酷的世界又该怎么办呢？

    未来向度的缺失致使我们的作家只能一再低估和压抑孩子的能力，对于他们必将面临的死亡、犯罪和邪恶等等一系列问题都讳莫如深。正因受制于这没有未来深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们的作家在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得到承认的同时，却对承认本身的权力毫无反思。作家只是凭着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在给孩子们写作，他们的思考是贫乏和无力的，基于此，他们自然不会明白让孩子首先学会独立思考才是最重要的。就此而言，他们又怎么能担当起孩子未来领航者的角色？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必须拥有激发孩子思考的能力，通过和他们一道思考一道感受来奠定孩子追随真理的根基。我想起自己曾经翻译的奥地利儿童文学作家奥里夫的小说《鸟儿街上的岛屿》，其中作者时不时地会借助成人之间以及成人同孩子间的对话或争辩，来传达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启发孩子对此进行思考，哪怕他可能暂时还无法完全思考明白。

    最后，不得不提的便是我们的儿童图书市场。如今，俨然只有供给孩子阅读的书籍才最好卖，这无疑是父母对于儿童阅读的功利性理解使然。但也正是这种畸形发展的图书市场导致了各个出版商之间的激烈争夺，图书由此沾染上了空前浓重的商业气味。在这些商战者的眼中，孩子就是利润，他们要拼命绑架住那些能够占有相当市场份额的作家，以压榨甚至是透支的方式利诱这些作家更快更多地生产出作品。如此一来，造成的一种可悲又可怕的现状就是，即便是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有可能提供给孩子们粗制滥造的垃圾快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