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陶遗的诗文

    研究辛亥革命历史，尤其是江苏地区辛亥革命史，陈陶遗先生注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拜读完陈颖女士选编的《贞毅先生陈陶遗诗文集》，这种感觉愈加强烈。

    陈陶遗（1881.03-1946.07），江苏金山（今上海金山区）人，原名公瑶，字陶怡，淘夷，后改陶遗，又字止斋，号道一、卧子等。1905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化名剑虹，1909年加入南社再改名水。作为同盟会元老，南社创始人之一，他先后出任同盟会总会暗杀部副部长、同盟会江苏省分会会长，参加南社虎丘首次雅集。中华民国告成，他居功不任江苏都督，后来只担任一席顾问。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副议长，国民党江苏支部长，江苏省省长，上海市临时参议会秘书长等职。抗战爆发后隐居乡间，力拒日酋冈村宁次、汉奸汪精卫拉拢利诱，家贫至鬻书卖字为生。病逝后，乡人私谥“贞毅”，足以见先生道德文章超绝时流，为世人敬重。

    关于陶遗取字，后人有两种说法。一说两江总督端方字陶斋，陈陶遗谋刺不成反倒被释放，于是感念其德改字“陶遗”；好友陈叔通持另一说，在《陈君陶遗家传》言先生在日期间曾师事章太炎，老师给学生改字陶遗。陈在文中说“炳麟少许可，独于君无间言，为改字陶遗，取义陶唐氏遗民，后遂以字行”。陈陶遗加入同盟会后，与南社创始人高旭、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创办健行公学作为同盟会秘密革命机关。1906年7月，他们在吴淞口外受到孙中山先生接见，因应对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受到孙中山赏识，再次赴日担任同盟会本部机要工作。1908年7月因叛徒出卖，负有秘密使命的陈陶遗回国尚未到家即被捕系狱逾年，经多方营救获释，两江总督端方想要先生为己效力，陶遗以“学识浅薄，还要好好读书”为辞婉拒。出狱后他写诗自明心志：“死别未成终有死，生还而后始无生”。

    相比柳亚子、高旭等人的“名士风流”，曾做过陈陶遗秘书的南社社友姚鹓鶵说先生绵里藏针、柔中带刚，“深沉中不乏锋棱”。陈叔通评价他说“接人泾渭分于中，不立崖岸，通有无，赴人缓急无德色”。在《苦旱》《哀江南新乐府》等诗歌里，陈陶遗从“桑林自责空怀古，满目疮痍系我愁”，到“忽促流年送逝波，怀中宝剑亟需磨”，我们不难看出陈陶遗曾经的政治抱负。正因为如此，1925年11月，他应江苏父老之请，委曲求全践行“民生主义”，不惜孤身犯险，与军阀周旋。在与孙传芳“约法三章”的情况下，违背自己不做官的承诺，出任江苏省省长。曾任民国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在《忆陈陶遗》诗中一语道破天机：士是名贤甘屈仕，世方多难勉攀肩。姚鹓鶵在悼诗中也多有感怀：仁者亦智者，穷理闻前修。智者亦仁者，身先天下忧。夫子不出世，孤抱无与俦。……郁郁民物怀，并作肠中热。柳下不辞卑，姬公不自高。抱关固可作，吐哺宁谓劳！但在军阀当权的情况下，“巡按使是将军公署巡按科巡按使”的现状难以改变，“苏人治苏”只不过是军阀装点门面的招牌而已。虽然陈陶遗在发布的训令、公告里，每每不忘在落款上加上“代理”二字，但是孙传芳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在经历营救江阴农民运动领导人、共产党员周水平失败，以及孙传芳强迫“省署加征亩捐二角”应急税的一系列事件之后，陈陶遗在据理力争未果、与虎谋皮难成的情况下，退而谋求独善其身，吟唱“寄身篱下亦权宜，傲骨崚嶒淡逸姿”诗篇，挂冠而去。

    辛亥革命胜利时，陈陶遗拒任江苏都督，让位给江苏巡抚程德全；中华民国成立后，他被举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但辞而不就，让给候补的前任同盟会江苏分会长高旭。“二次革命”后，目睹民国政局乱相，深感失望的陈陶遗决议淡出政治舞台，赴东北富锦与黄炎培等人先后组织成立东井垦殖公司、戍通航运公司，兼营粮食和印刷业，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不再“空怀古”，而要“实业救国”。“九一八”事变后，先生看实业进展困难重重，只好回到江苏，与唐文治等人发起成立江苏国难救济会，抵制日货；抗战全面爆发后，隐居故里，与张元济等人倡建合众图书馆。抗战期间，他人淡如菊，品逸于梅，坚拒出任伪职，始终保持了一名同盟元老、南社先贤的民族气节，战地黄花，老而弥香。在他晚年的一些诗作里，菊与霜的意象频频出现，“毕竟此花偏耐冷，高标劲节独登场”，“孤高不与世相宜，偏向霜中挺逸姿”，“清香冷艳擅兼长，倩影亭亭冒晓霜”，“犹向霜中留晚节，群才摇落却堪悲”，这些都是他心志的自然流露。

    陈颖女士是陶遗先生的曾孙女，近年她奔波于上海、南京、台湾各大图书馆，公余爬罗剔抉于书山报海编订是书。该书收录其曾祖诗词、文选、函电、公文、联语，附录先生哀挽录、友人唱和、信札以及大事年表等十余万字，诚然为研究陈陶遗、研究辛亥革命史乃至民国史不可多得的资料。陈颖在《编后记》中说“期望拿出最好的成果”不负重托、不负众望，但是图书出版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好在陈颖还将继续丰赡资料，在详加校勘的基础上再出修订本，我深于女士是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