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民主的路径依赖与理论建构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与治理模式，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自古以来就走着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未来发展道路也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把这一原则称之为“政治定力”，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底线，要有政治定力。”

    中国的发展不仅要有“政治定力”，而且要进行理论分析和研究。就如费正清所说“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由于国情不同，历史文化条件各异，中国的政治发展有其不同于西方的路径和民主前景。布成良教授的专著《民主执政的路径依赖与体制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让人耳目一新，它以“东方专制主义”辨析为线索对民主执政的“路径依赖”进行理论研究，给我们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独特创造，极具学术厚重感，是近年来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深度研究的佳作。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1、作者对中国式民主思想作了探源性阐发。在比较政治学的视野内，中国几乎从不被当作民主国家来看待。“东方专制主义，西方民主主义”的历史偏见却根深蒂固。其实，与西方一样，中国在国家产生之前也有过原始民主制，传统文化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民本”执政思想，也有实行“仁政”王道的执政实践，朝臣议政制和“言谏”制度都一定程度上能够限制皇权，防止独断专行，科举取士保证了机会均等和社会流动性。正因如此，中国封建专制才延续了几千年。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各阶级都进行了对民主之路的探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和政治宣示，而且是中国国家建设和制度变迁历程的真实写照。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在一系列的忍辱挨打后，主流的政治精英都选择了一条“以党建国”的道路。国民党通过政治军事手段将分散的权力与资源从地方收归中央，实行以党治国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但国民党的党治国家就无法获得社会各阶层的认可，最终导致国民党不能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以其严密的组织和逐渐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参与政治，创造了以党为核心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组织体系。赋予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三者有机统一的中国式民主特色。

    2、对中国民主执政的创新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民主执政承载了人类数千年来的政治理想和追求，但在一定意义上说民主与执政又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从民主的本质上看，人民是治国的主体，是要人人当家作主，实行“人民的统治”；另一方面从执政的角度上说，执政则要求精英统治，执政党是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组织和实施力量，扮演着主动者的社会角色而对“人民”实行统治。因此，民主执政所要解决的是两个层次问题：一个是“由谁统治”的问题，即政治权力的所有权问题，一个是“怎么统治”的问题，即政治权力的使用权问题。包括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政治运行的一系列环节。

    共产党执政一直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执政理念，但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后，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执政体制也要创新。也就是说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实现执政理念的创新，必须真正树立“人民主权”的核心价值理念，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执政方式创新是以科学执政为理念，为目标追求，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已由以运动、政策等领导革命的方式向依靠民主法治基本方式转变，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就是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中国民主执政的制度创新不是推倒重来，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制度，而是实现领导机制创新，应通过对党政关系的整合，使其相互适应、促进，形成对全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合力，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推动民主执政的进程。

    本书是布成良教授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基金课题的最终成果，不仅比较全面客观地阐释和梳理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论，而且从政治领域寻求破解“中国模式”的密码，把中国经济繁荣发展成功的主要原因归之为中国共产党将基本政治制度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当然，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一样，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政治领域迈出的，其最终完成可能也是在政治领域。由于民主问题繁杂，对民主执政的许多问题尚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如民本与民主的关系，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互补、互动问题，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与中国式民主之间关系问题，民主执政发展规律等等，仍有待于深入拓展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