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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两者，在当代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都是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各学科、各专业都概莫能外。而这两者之间，又有着割不断的密切关系。可以说，通识教育是创新人才产生的基础，而创新人才的养成是通识教育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对当代大学的通识教育，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角度多有论述。但是，以历史眼光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识教育的论著并不多见。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张亚群教授在《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中系统研究了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识教育及其与创新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并剖析了此对当代中国大学人才培养的启迪，弥补了此方面研究的缺憾。该专著是张亚群教授所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规划课题的结项成果。
该书以深邃的历史眼光首先对通识教育的内涵、通识教育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发展与演变进行了较系统地梳理和阐释，并与西方通识教育的历史演变进行比较分析。作者指出，中国古代以西周时期的“六艺”为通识教育的最早形态；而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以人格养成为目的、以儒家经典为范本的人文主义通识教育是古代中国通识教育的主流形态，这一形态的通识教育与西方古希腊的“博雅教育”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该书重点探讨了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识教育。其中，系统地阐释了晚清时期西方大学制度的移植、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以及经学通识教育的式微，民国时期德法日大学通才教育模式和英美大学通才教育模式的先后影响、书院教育模式的复兴；对民国时期郭秉文、梅贻琦、林文庆、陈垣、竺可桢等几位大师的通识教育理念进行了较详尽地阐释、分析和比较；对民国时期国立、私立、教会三类大学的通识教育实践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识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诸方面卓越的实践成效。这些阐释在娓娓叙述中伴随着理论分析，令人信服，读来感触良多。
最后两章，作者以理性的思维剖析“中国近代学术大师是怎样炼成的”。正如作者指出：“在近代高等教育变革中，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这些学人跨越学科界限，在人文、社会或自然科学众多学术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产生深远教育影响。这一时期名家数量之多，文化贡献之大，至今仍令人称奇。”而这一时期却又是“一个社会政治动荡、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其中的奥秘确实值得研究。作者列举中外诸多思想家、教育家的观点后，总结出大学教育的使命在于“探究自然、社会和人文的学理，培育具有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的通才”。而“实现大学的教育使命，需要大师办学”。由此，作者探讨了大师的特质。作者列出了中国近代46位学术大师所受教育与学科背景、教育活动及教育贡献的一份内容详实的表格，总结出学术大师的特质为：研究成果无论何种学科，均具有一流学术水平，学术影响与教育贡献巨大；具有深厚的学贯中西的文化素养，既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具有良好的西学知识和素养；具有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和科学新知，矢志不渝。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文化使命感和济世情怀；勤奋好学，甘于寂寞，不为世俗所动摇。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了中国近代大学的育人规律即是：教育环境的影响加上通识教育的作用。最后，作者既认真分析了以儒学为核心理念，兼容诸子学说和佛教文化、包括经学教育和书院教育在内的古代大学教育传统对于当代高校进行通识教育的价值和重要性；同时，又较系统、深刻地揭示出了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历史启示：一是通识教育是培育大学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是造就创新人才的重要基础；二是时代与社会发展凸显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三是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思想所包含的对大学通识教育性质与宗旨的深刻洞见、崇尚通才教育的理念、中西文化并重的办学理念、尊师重道与注重德才的教育理念、环境育人的理念等，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四是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探索，为当今大学培养模式变革与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以此为根基，作者提出了当代培养创新人才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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